按照黄慕兰的说法，向忠发被捕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她和陈志皋律师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的同学、巡捕房翻译曹炳生，曹无意中透露了向忠发被捕并招供的消息。黄获悉这一重大情报后，假作头痛，由陈志皋送回家中，然后打电话让新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到她家。她担心“晚上”事态会更严重，催促潘赶快去向党组织汇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才得以在当晚11时安全转移到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这个故事很难说是事实，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比如，书中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深秋”，明显应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确讲出向忠发“招供了”，黄慕兰还在那里猜测向忠发“很可能已叛变”;身为中央特科仅次于陈云、赵容(即康生)的新任领导，潘汉年是否总能守在电话机前，等着别人打电话，而且还能随叫随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潘汉年居然没有主动性，还要作为下级的黄慕兰“催”才去汇报……

再退一步讲，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其意义也远非那样重大。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周恩来是否曾就“伍豪启事”问计于黄慕兰。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在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6月23日)，还有“1931年12月”，她曾两次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首先，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全党风声鹤唳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明确写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后名列第三，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大摇大摆地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如果只是见见面也就算了，黄慕兰还要说出一段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她问计的故事。“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伍豪启事”指的是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时报》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造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各大报连载，企图败坏周恩来同志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击，于当月20日针锋相对地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一则《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而公开辟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请律师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启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