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

又比如来恒，其弟便是著名的反武派前宰相来济;再比如薛元超，其父薛收乃是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姑姑薛婕妤则是唐高祖嫔妃。薛婕妤因为“妙通经史，兼善文才”，高宗年幼的时候曾“从其受学”，对其“礼敬甚重”。薛元超本人尚和静县主，一家人可谓是与李唐皇族关系密切非常。

更不用说军事上的诸位大将了。刘仁轨自是不用再提，裴行俭也是著名的反武人士之一，还有王方翼，人家可是被武后取而代之的王皇后的族兄，薛仁贵更是唐高宗一手提拔上来的，还有程务挺、李孝逸等等这些尽与武则天不是一条心的。而武则天的另两位爱将袁公瑜与崔义玄倒是在军事上还算有点本事，只可惜是被唐高宗流放的流放，贬的贬。

即便是武则天后来绞尽脑汁上书的建言十二事，唐高宗的反应也不过是“皆下诏略施行之”——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政令不仅要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而且还只是“略施行之”，可见武则天的意见对于唐高宗来说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事实上，与臆想中的唐高宗对武则天言听计从的场景截然相反，史书中处处可见的是武则天在一心讨好着唐高宗，小心揣摩着唐高宗的心思。

知道唐高宗一心想将文德皇后的亲蚕礼发扬光大，所以与王皇后从不举行亲蚕礼截然不同，武则天的亲蚕次数堪称是有唐一代之最。知道高宗提倡节俭，所以武则天主动将皇后裙子上的十三个褶子改成七个褶子。知道高宗不会任外戚坐大，所以武则天身为昭仪的时候就特意写过一篇《内训》，当了皇后之后更是制出了一部《外戚诫》，还“以身作则”，在唐高宗活着的时候将娘家人都压制得死死的，绝不容许他们兴风作浪——直到唐高宗驾崩，这才将武家的人一个个全部安插在朝廷的要职上。《旧唐书·外戚列传》：

“承嗣……则天临朝，追尊士矱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属，五代祖已下，皆为王。嗣圣元年，以承嗣为礼部尚书。寻除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思……则天临朝，擢拜夏官尚书。”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高宗一朝的重臣花名册中扒拉一下，瞅瞅朝中究竟有哪位宰相是武则天钦点的，又或者有哪位大将是武则天任命的，借机欣赏一下唐高宗对武则天究竟是怎样一种“言听计从”的法子，顺便再观摩一下武则天又是如何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

只是可惜的很，翻遍史书能看到的却是当年力挺武则天登上后位的那些人，除了许敬宗外没一个落着了好下场，倒是那些屡屡被武则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备受唐高宗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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