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这份自豪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遗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对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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