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并不亚于二姐宋庆龄，也十分清楚他对自己以及家族的关心和照顾，她不像宋庆龄那样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是孙中山临终时在场的人中流泪最多的一个。

孙中山病危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祺瑞却阳奉阴违，自行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军阀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

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经过专门诊断，确认为肝癌后期，无法医治。随后他就在著名外交官顾维钧的家中暂住。

孙中山病危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他的许多革命同志和朋友纷纷赶到北京看望。他在广州委以重任的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都接到指令，坚守在南方，因为孙中山担心广州政府在自己病危的时候再发生不稳定。

在病重期间，孙中山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受到重用，负责委员会的工作，在北京展开活动。3月11日，在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临终前，围绕在他身边的亲人除了宋庆龄和长子孙科外，就是宋家的兄妹几个，一直从广州跟随来北京的宋子文、在天津的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以及最后从上海赶到的宋美龄。

宋美龄在上海得知二姐夫病危，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当时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也已封港，于是只得乘船先到青岛，由胶济铁路北上转往北京。时逢寒冬，车厢既无暖气，又没有热水供应，火车到达北京的前门车站时，宋美龄已冻得浑身发抖。到了北京后，宋美龄就不断地安慰和关照愁容满面的二姐。

宋美龄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并不亚于二姐宋庆龄，也十分清楚他对自己以及家族的关心和照顾，她不像宋庆龄那样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是孙中山临终时在场的人中流泪最多的一个。

当场，由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别人起草、需孙中山签字的政治遗嘱，在场的每个人都屏息静听。最后孙中山吃力地说：“很好，我完全赞同。”汪精卫还念了一份个人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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