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曹魏大举伐蜀，姜维分兵于汉中等地拒敌，此前姜维所犯的一个严重战略错误在此时显现出恶果。《三国志·姜维传》记载: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適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於是令督汉中胡济卻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於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魏延的“实兵诸围”战术，乃以重兵拒来敌于国门之外，敌遇不利便撤退，以蜀汉在三国之中的弱势地位及汉中的地理形势，这是最符合蜀汉国情的防御方法。姜维采用的重点防御，辅以坚壁清野的方法，从战术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当初曹操正是采取此种战术，舍庐江、九江一带而仅以大将张辽、李典等人重兵驻守合肥，才有了“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的大胜。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曹操当时忙于汉中战事，而襄阳、宛城等荆州重镇作为许昌的南大门，必须有重兵把守，曹操无法三线兼顾。同时，淮南前线距曹操集团的统治中心较远，孙权即使突破此线也无法直接威胁曹操的统治，即使如此，曹操还是派了张辽、李典、乐进三员大将固守合肥，并且亲自部署具体作战计划，以确保万无一失。反观蜀汉，汉中是蜀汉的门户，若汉中有失，曹魏军队便可长驱直入，威胁成都。在此情况下，作为军事指挥者的姜维，理应集中兵力，稳守汉中，不宜分兵围守。姜维命令汉中太守胡济退到梓橦郡北部的狄道，使护军蒋斌、监军王含守汉、乐二城，总管汉中防务，另外还在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其原意是自己镇守沓中，汉中、沓中两大益州门户唇齿相依，互为犄角，却未曾料到关口守将蒋舒开城出降，魏军“长驱而前”，汉中丢失，姜维只好放弃沓中，回守剑阁。

姜维以魏延的“实兵诸围”战术“不获大利”，改用重点防御，辅以坚壁清野的战术，不料弄巧成拙，丢掉了整个汉中。但此时并不是无路可走，姜维退守剑阁以重兵御敌，钟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然而，此时另外一个让姜维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邓艾偷渡阴平，江油守将马邈投降资敌，诸葛瞻没有拒守绵竹，反而与邓艾交战，战死沙场，后主刘禅降于邓艾。姜维的努力化为泡影。后来虽然诈降劝诱钟会叛乱，最终还是兵败身亡，只落了个“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的英名。

试想一下，倘若姜维不改变魏延的“实兵诸围”战术，拒魏军于汉中门外，虽然最终无法改变蜀汉因国小民弱而必然衰亡的总趋势，但也决不至于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投降，导致蜀汉迅速灭亡。蒋舒、马邈的投降虽然无法预料，但作为蜀汉军队的指挥者，为“获大利”而改变实施多年的防御体系，却未能进行最周密的考虑，姜维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以及军事接班人姜维，先后苦心经营了近30年，蜀汉政权还是无法摆脱最先灭亡的命运。三人虽然皆是一时之人杰，但与曹魏、东吴的司马氏兄弟及陆抗等人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蒋琬、费祎只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却不顾蜀国国力，九次北伐，并在关键时刻战略战术方面犯下致命错误，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为何诸葛亮亲手培养的接班人会导致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诸葛亮的集权心理。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已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然而，过多地掌握权力却导致自己的下属无法得到锻炼的机会。蒋琬、费祎在诸葛亮在世之时，更多的角色是后勤和参谋，而军事接班人姜维更是未曾独立带兵打过仗。对权力的过分热衷使诸葛亮“事必亲恭”，而“事必亲恭”反映出的是诸葛亮举轻若重。“诸葛一生惟谨慎”，这不仅表现在用兵上，更表现在对军政事务的处理上，不仅蜀汉的一切政治、军事以及外交事务，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甚至“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便是最好的说明。如此状况下，其培养出的接班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能力必然存在缺陷，他们执掌的蜀汉政权于三国之中最早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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