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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了。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没钱可交。结果，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这段时间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干预中共各项工作，包括党内干部的配备和任命，中共经济上不独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后，中共中央撤离了城市，全部工作转去了农村，后来长征路上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为它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了联系。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不再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中国党这时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了。 共产国际的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知识，几乎全都是从欧洲，即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来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在中共幼年，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了解，对中国应当如何革命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认识、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极大地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判断并规定适当的革命阶段性方针，从而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经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 以共产国际两次统战政策制定给中共带来的飞跃发展，即足以看出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统战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前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不过两三年时间，便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重新恢复一度放弃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共据此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革命方针，改行民主政治的斗争目标和争取一切中间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之初只有两三万正规军、两万多党员和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不仅成功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再度一跃而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拥有1.5亿人口，占据着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庞大政治军事力量，拥有了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实力。 但是，共产国际从欧洲，特别是从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战略政略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极大妨碍过中国的共产革命进程。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俄国人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甚至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这样一种政策策略来对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社会阶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到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对象，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从而使自己惨遭失败。 当然，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来说，共产国际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贡献。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泽东推上了最高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启用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资料可知，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有相当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秋收起义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此事让中共临时中央极度不满，严厉地处分了毛泽东，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却由此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一片天地，创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武装。对此，共产国际也很快给予了重视。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到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际，他们就已经很清楚毛泽东作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红军与根据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将毛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而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