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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已经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共产国际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应该在中国党内成为最高领袖。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总书记地位，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做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中国党内能力最强，一心想要成就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推上中国党的领袖地位，意外地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未能料到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国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响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两年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发现，毛泽东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却意义重大。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实力。战后，它又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利用战后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不过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实现了20多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标。 ■主题延伸·一 周恩来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三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选自周恩来于1960年7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 ■主题延伸·二 与共产国际“抗争”的三位中共领导人 在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都竭尽全力想让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 陈独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主张中共自己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更不愿意向国际汇报工作、受其领导。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在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李立三：试图让共产国际成为执行中国革命计划的配角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所以“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他的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显然，这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共产国际以最快速度和最坚决手段进行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毛泽东：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他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实行白色恐怖的各个军阀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片广阔的发展天地。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在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在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林辰辑自金一南所著的《苦难与辉煌》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