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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里逃生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一个甜瓜吃。午饭照例是一份豆面馍和一大勺菜汤，吃了还是饿，出工路上，我又买了些葡萄吃。临到下午放工回来，肚子又胀又疼，并开始呕吐，吐的全是水：酸水、苦水、绿水，白色的脚盆吐了半盆。但奇怪，吐了这么多，肚子依然胀。队里黄英杰医生给我看了病，找队长建议让我赶紧住院。于是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场部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是清一色的劳教人员。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姓沈，据说原是开封地区一个医院的院长。头三天，他建议我接受保守疗法。当时，也没有明确诊断。这时，我已基本不呕吐，大便不通，只是腹胀依然。小腹胀如鼓，肚皮上血管清晰可见！不能吃饭，就注射些葡萄糖、盐水之类。三天后，我自觉症状没有好转，那时头脑出奇的清醒，对沈大夫说，保守疗法三天不见好，说明保守疗法不行。我建议“拉（即切）开看看”。沈大夫说，我不是不想剖腹探查，只是你身体太弱了！我说，沈大夫，现在是弱，但再过几天，我身体会更弱。沈默然。不久，他领来了医院的干部医生朱大夫，那人是个军人。朱医生听后，又摸摸我的肚子，回头对沈医生说，“给他准备吧！” 这时，病房中的人都知道我要开刀，安慰的话多起来了。他们知道，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手术室，做这样的手术，意味着极大的凶险。这里有两个人都是手术不久就死了。我忽然说，没事，放心，我才27岁，还没活够！两个护士（一个姓刘，一个姓花）推着我，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沈大夫，还有另一个孟大夫。手术极迅速，也出乎意料地顺利。我很快被缝上、包扎好，送回病房。 我得的是急性胃扩张、下垂，据说胃已掉到了盆腔。刘护士说，从我的胃里取出了大量葡萄皮，她比划着说，有大半盆。 第一阶段恢复时，每天我习惯了夜里十二点前等那碗糊糊（手术后吃的稀藕粉）。两三个星期后，晚上十二点这顿饭突然停了，我的胃饿得不停地痉挛。一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我起来，披上棉衣，双手拄了拐杖，挪着走到护士值班室。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出我饿得难受。年轻的花护士说：锅里是我的夜班饭，你要吃就吃吧。旁边地下有一个铁锅，里边有些南瓜糊糊，我毫不客气地盛了一碗吃。多少年了，我每当想起这些事，心中总浮起一种情感。几十年了，天各一方，哪里去找这些救了我命的恩人，一饭之恩的恩人？ 三、病号第一组 1960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我刚刚从死亡线上回来。农场“右派”浮肿的人太多了，于是队里把这些有病的，年龄大些的，编成两个组，叫病号组。我成了病号一组的组长。全组16个人，不是拉不动腿，就是脸腿都肿的。我也浮肿起来，成天脸虚泡泡的，皮肤不像自己的，腿出奇的沉，拉不动，抬不起，有时连一个10公分的台阶也上不去！有人把这归罪于喝盐水。许多人因为饭太少肚子老觉得空，吃饭前，常常弄些水喝下去，水太淡，就放点盐，而且是当地产的硝盐。有人喝了，就开始水肿。郑州师大的一个教师，成天披着一件黑棉大衣，吸自制卷烟（那烟是用枣叶或葡萄叶卷的），虚泡的眼很少睁开。有次，我看他在拿石头砸什么东西。细问之下，原来他是将鸡蛋皮砸碎，再放到盆中研成极细的末吃，说是增加钙！也有人打了饭汤来，洒上一些蛋皮末。我不信，说他们在糊弄自己。有一次，他将从“干部伙房”后边拣来的葱胡须拌上盐，大口大口地吃！伙房里的王班长原来是粮食局的计划股长，有次，不知从哪里弄来不少黑豆皮，煮了一锅，兑上点面，每人给了一大勺。那东西咬不动，到嘴里只能往下吞。冬天，经常是在阴天，刮着风，在队部的北边枣树林中可以找到一种八角虫。这种寄生在枣树上，进入冬眠状态的虫蛰伏在椭圆形、像鸽子蛋一样铁青色的小壳中，贴在树枝上。掰下来，大小像一个大黄豆，把它用铁皮罐头盒盛着放在火中烧烤，然后剥开外壳，露出一种黄色的小虫，吃起来，其香无比！有时候一上午能找到几十粒，算是很幸运了。 1962年8月11日，我接到通知，“解除教养，回肥城原籍”。我去办手续，一看，傻了。解除劳教，但我右派的“帽子”不摘。这留了多大的尾巴啊！但转念一想，让我走就行，这个地方，我连一个小时也不愿多呆了。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我用刚砍的一根柳树棍子挑着包裹卷，离开了白条河。 几十年过去了，在劳改农场的“饥饿改造”往事，还是思之心惊。 （作者为山东轻骑集团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