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6月30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莫洛托夫和傅秉常（右一）在机场候接宋子文等一行人 苏蒙对国民党的让步不领情 弱国无外交。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宣布：“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与苏联谈判的宋子文为了避免在历史上留下放弃国土的骂名，在最后签约前辞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因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新任外长王世杰。此公替宋子文背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黑锅，以至回国后许多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人拒绝再与其往来。 “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当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日记里对《雅尔塔协定》大发牢骚的蒋介石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在8月24日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1922）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将放弃外蒙的责任推给了北洋军阀，随后又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出断然的决心，经合法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实际上在“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独立）愿望”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决定承认其独立。 可惜，在反映苏蒙官方意志的，由苏联科学院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里，对国民党方面如此屈辱的让步并不领情，甚至表现得极为不屑。“中国国民党政府关于在进行公民投票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声明，只不过是被迫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公民投票的事实，极明显地说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虚伪和企图再一次拖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予以形式上的承认”。 外蒙古无人敢忤逆苏联的意志 1945年9月2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宣布，将在10月2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全民公决，并煞有介事地宣布，“凡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年满18岁）皆可参加投票⋯⋯应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在投票中任何强迫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事实，都认为是破坏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应依法受严厉的处治”——这很快被证明是此次“公民投票”中最大的笑话。国民党政府派出的由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首的12人代表团于10月18日乘坐苏联飞机抵达库伦（乌兰巴托）观察外蒙公民投票。 代表团抵达库伦时，正值外蒙古当局组织的“号召全体人民来表示是否愿意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的造势活动高潮。在短短一个月里，外蒙古全境举行了13000多次群众集会，成千上万的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些集会，集会的唯一主题，就是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高度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忠诚，表示要投票拥护自己祖国的独立。组织全民公决的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甚至收到了1525封信、83789份保证书，其中无一例外都表示愿意投赞成票，在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 外蒙古民众表态如此激昂，是因为他们完全清楚不这样做的后果。早在1935-193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内防处（相当于内务部）声称破获了一个活动在东南部20多座喇嘛教寺庙里的“反革命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是“在内部发动叛乱，并且在日本的帮助和庇护下恢复国内旧的封建制度”。在带着全套苏联大清洗经验而来的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案件“侦破”工作异常顺利地进行。仅仅是为了延缓不可避免的死刑，有人可以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从而供出无数“同谋”⋯⋯这一“反革命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阴谋”，并被定性为“根登-杰米德”反革命集团，“这一集团的首领和积极参加者，潜入到党和国家的机关后，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党和国家的工作”。根登是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而杰米德则是蒙古人民军总司令。根据他们的“口供”，又揪出了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 36 个被枪决。 蒙古版本的“大清洗”的尾声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古当局奉命全力投入对苏联的物资支援而无暇他顾才告终止。这一年，同样担任过总理的阿玛尔与人民革命党建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多格桑木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的罪名成为大清洗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历时数年的大清洗中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3.6万至10万人不等，而当时外蒙古的总人口不超过80万人。无论如何，在五花八门的“反革命组织”都被肃清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外蒙古已经没有人敢于忤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与苏联的意志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