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外来人口如洪水猛兽 “西欧16世纪至19世纪发生了许多粮食暴动。无独有偶，在中国，约在同时的明末至清中叶，城市内也发生了许多粮食暴动。”巫仁恕指出。 1573年万历年间，江西南康府抢粮暴动。1624年，天启四年，广东广州府民众闹赈抢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湖南长沙府群众要求开仓平粜。1726年，雍正四年，福建邵武府建宁县城阻米外运平粜……通过对这些具体事件的把握，巫仁恕指出粮食暴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类是聚众闹赈，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地或有小荒，但不达救赈之标准，而有民众到地方官府求赈。求赈的方式大多先是以罢市要挟，或是直接到官府哄闹告灾，偶有毁公堂物或殴差役的暴力事件发生。第二类是要求开仓平粜，此类与前一类相似，但往往是当地已开仓平粜，而民众仍觉米粮不敷，遂要求更多粜米，或是要求官府明订米铺粜米价格。第三类是抢粮暴动，这类事件多采取暴力抢夺的手段来获取粮食，而对象则是绅衿富户或是米铺。第四类是阻米遏粜，这类事件多发生在位于粮食流通贩运要道的城市内，当地居民因为惧怕本地米谷外运之后，造成本地粮价遽昂，于是阻止客商米船出运。 “在明代，城市工人罢工暴动的原因主要是失当的政策与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清代康熙以后物价的波动与工人的薪资结构，则构成了罢工暴动最重要的因素。”对城市雇佣工人的罢工暴动事件，巫仁恕也注意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他指出，前者如“织佣之变”，凸显了雇工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而后者则主要是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纠纷，“特别容易发生在雇主支付的工资没有随米价的涨跌而做出调整”之时。 反对财税政令的集体行动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货币、赋税以及徭役等方面的法令引起的。如明万历年间的“反矿税使民变”，具体原因即是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结果“中官四去”，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终于激起了全国各城市的“民变”。又如清代自康熙末至雍正年间陆续实行的摊丁入地政策，即因为各地情形不一，在实施时遭到各地人民的抗争与反对。典型的例子如杭州，当地方官欲将丁粮摊于田地之上时，“有田之家，聚众鼓噪”；如“不摊，则无产有丁之户，聚众鼓噪”。 为了说明城市中社群冲突，巫仁恕还特别提到了两个实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万历三十二年（1604）江西景德镇发生的“逐都昌人民变”，即是因为“饶（饶州府）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彼地善讼也。鸣锣攘臂以逐都昌为辞，而无赖者乘机以抢夺”。那时手工业发达的景德镇本地人视外来人口如洪水猛兽可见一斑。 另有两种形式的“民变”行为值得重视，一是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另一种则是科场士变。按照巫仁恕的解释，“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对的理由牵涉到地方官失职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敛钱自肥等等。而且集体行动都相当激烈。如殴打地方官后再驱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对的理由并不都是因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当，而是税收的改革有碍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于保留地方官一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确是个好官，才会有许多人民请愿或罢市要求保留，另一方面，集体保官的行为其实是绅士迎合当政者的举动”。至于科场士变，仅以清代为例，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生员认为考官不公，二是不满某些生员冒籍，第三个原因则是一些技术问题。 官方态度：镇压还是抚谕？ “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这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织佣之变”中，领导者葛成对抗争行为提出来的“行动准则”。 从这一准则中便能看到城市民变与农民反乱的区别，在巫仁恕看来，“明清城市民变所以特别，并不是因为其发生的地点是在城市内，而在于城市民变中群众的心态并非是要否定政府或推翻政权。” 打着“为朝廷除害”的口号，充分反映出城市民变只是将目标与对象对准某类人，而不触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并不是“革命”，亦不是“叛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