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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都是为了生计问题，且（特别是早期）在组织、聚众方式、场所与仪式、组成分子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后续发展上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前者只达到抗争的目的即停止，而后者将继续走向叛乱。“通常政府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城市比较敏感，也很快就得到注意和救济，乡村感受缓慢，也较不被注意，而且城市空间有限，再加上军队较接近，所以城市民变较容易被镇压；相对地，乡村是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所以乡村农民的暴动会愈来愈大，成为聚众抢攘的大规模反乱。” 那么，政府究竟又是如何处理城市集体行动的呢？总结下来，清明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抚”—抚谕的政策。第二种是“剿”—镇压的政策。前者如崇祯十三年（1640）苏松地区吴江县有米粮暴动，“抚院赫怒，发兵以往。民遂闭城以拒，几成大乱。陈太尊亲往抚慰之。力请撤兵归，而民心始安，亦从事平粜，事乃徐定”。后者如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苏州府中苏州市、青浦、吴江等地，有顾尧年等人为首的反抗米商囤粮抬价、要求减价的暴动。乾隆下令，“朕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通过比较，巫仁恕发现明清两代有关处罚聚众集体抗争的法律有很大的落差，这直接导致实例当中，“明代一些地方官僚对集体行动采取软性的处理方式，而到清代，政府多采‘剿’的方式。”巫指出，这种转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则因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对多数被统治者汉人必须采取高压政策来统治，以稳固其政权。二则清代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并未与官僚阶层的政治冲突相联系，不像明末万历与天启年间的反矿税使与反阉党的情况，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则清初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性质与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发生的事件多只牵涉到部分人，参与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参与人数在规模上也远不如明代。 究竟是采取镇压还是抚谕的政策，地方官之间也时有歧异。“较常见到的是下层地方官知县、知府或地方道员，与地方大臣如巡抚或总督的处理态度或出现很大的差异。似乎愈高层的地方官对集体行动愈不同情，而下层的知府或知县则能理解群众集体行动的诉求。”巫仁恕指出，在前引乾隆十三年（1748）苏州府顾尧年为请粜聚众哄闹一案中，江苏巡抚安宁与苏州知府姜顺蛟的看法相左，前者主“剿”后者主“抚”。 不少事件中，管理地方学务的学臣与地方行政官之间，清朝的满官与汉官之间，存有意见的差异与冲突。“无论怎样，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因为无论是采取镇压或抚谕的政策都可能使事件走向暴力化，所以如何拿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技巧。”巫仁恕说。 巫仁恕：请听人民的声音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因此关于农民的起义与反叛早为史学界所重视。相比之下，城市民众的集体行动却容易被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中研院”巫仁恕的著作《激变良民》算是“填补空白”之作。他开创先河、运用“集体行动”来解释明清历史上的“城市民变”。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巫仁恕，请他讲述写作该书时的思考。 反官员不反皇帝 时代周报：城市民变该如何理解？它和传统的农民反叛的区别在哪里？ 巫仁恕：准确地说，城市民变即是城市集体行动，它是指“发生在城市（包括有行政单位的城市外，还包括了没有城墙的经济性小城市—市镇），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群众集体行动”。集体行动这个概念我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观点，主要泛指的是人们为追求共同的权益而集聚行动的行为。 从我的考察看，引发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的原因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有的也跟贫富差距有关。 至于区别，我想突出的是，二者最大的差异，即它们后续发展。都市里面老百姓的抗争，很容易安抚下来，因为一般他们并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这一点它不像农民的运动。因为，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后者经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活动。传统中国王朝时代，朝廷对都市人民的照顾，相对农村来讲，还是好很多。灾荒之年，首先能够得到救济是都市里的人。正因为如此，城市民变虽然有抗争，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演变成反政府的情况。通俗地说，“他们是反官员，但是不反皇帝。”这是城市民变同农民反叛运动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