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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年仅19岁的唐绍仪回到了祖国，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被派到朝鲜，担任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日角逐让朝鲜为唐绍仪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避居海关公署，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亲自扛枪，守卫在门口，勃勃英姿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两人结为知交，小袁从此十分关注小唐在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提携，一帮一，一对红。更具古典传奇色彩的是，10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 正是托庇于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加上本身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首任驻朝鲜总领事，时年33岁；随后又随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到家乡广东任职；当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他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汗马功劳。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国家重臣之一，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执掌了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 大肚能容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中央决定派唐绍仪率团前往印度，主持对英谈判。自此，42岁的唐绍仪开始“单飞”，当然按照官场潜规则，他依然是袁派人马。谈判十分成功，唐绍仪的外交才干受到朝野更大关注，得到了迅速提拔，继而在外交、国税、交通等方面同时执掌重任。 唐的工作作风是相当美国式的，雷厉风行，不大给人留余地、留情面，由此也树敌不少。同时，他在个人操守上并不十分严谨。《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请求老哥们袁世凯帮忙，把他调回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但被中央拒绝。《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 根据翰林院侍读马吉樟的弹劾，唐在担任邮传部副部长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虽然史料中并没有证据对此证实或证伪，但从唐在1910年出任邮传部第一把手时的表现来看，弹劾内容当不是道听途说。 根据《民立报》（参阅本专栏9月7日《瞎眼的叹息》）报道，唐绍仪出任部长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唯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有点狂傲、而又不很自律的唐绍仪，其同僚关系及“群众关系”并不很好，因此《民立报》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但因为唐个人的工作能力及袁世凯的照应，官位一直坐得稳如磐石。 擅长公款吃喝的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胃口也不错，来者不拒。到了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唐绍仪当国务院总理，几十年的老哥们却自此开始闹别扭，后世的主流史家，多将两人的矛盾解读为人治与法治、独裁与民主的政见之争，其实，唐在骨子里是很有点魏延式风格的，脑后有反骨。与他十分熟悉的叶恭绰，在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祺瑞)退位，又劝孙（中山）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一贯通吃的唐绍仪在日本大举侵华时，不顾各界的劝说，继续留在上海，与日方颇多可疑来往，最终被重庆下令“定点清除”。军统特工冒充古董商混入其家，用利斧将其劈死，从容撤退，唐可算是清末民初名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人。 江湖有江湖的道道，政治有政治的规矩，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唐的悲剧，在于太缺乏政治信用，随风摇曳，虽然讨巧，却也招嫌，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晚清乃至民国的不端年代，“不择手段”日益成为主旋律，不仅难以觅得值得爱戴、珍惜的同志加兄弟，而且也难以找到值得尊重、致敬的敌人（参阅本专栏8月31日《不端的年代》）。“潜规则”乃至“无规则”成为真正的规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则怕耍赖的，刘邦类型的无原则的“痞子”才能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