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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公款吃喝的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胃口也不错，来者不拒。到了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唐绍仪当国务院总理，几十年的老哥们却自此开始闹别扭，后世的主流史家，多将两人的矛盾解读为人治与法治、独裁与民主的政见之争，其实，唐在骨子里是很有点魏延式风格的，脑后有反骨。 
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抵南京组织新内阁，孙中山与唐绍仪在总统府前合影。（资料图） “唐僧”当然不吃素，这是全大清国的领导干部们都知道的。如果谁居然不知道，那就说明他的政治基本功太不扎实。 “唐僧”大名唐绍仪，大清国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时人多在日记、书信中用隐语“三藏”称谓之。 唐绍仪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而且据说身高在1.80米，以此伟仪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乃至总理，当然很能为国争光。 “三藏”不吃素，而是杂食、通吃。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熟悉美国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离口，令美国人爱煞乐煞，《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大报，也时不时刊发有关他的报道。“西餐”之外，唐绍仪照样对中国特色的权力烹饪颇为拿手，烹煮煎炒，左右逢源。 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从来就不缺风派人物，但风派人物真做到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则唐绍仪绝对可算是凤毛麟角。 “唐僧”下课 1909年对于“唐僧”来说，有点流年不利，风向不好判断。 开年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忙着外交大事，一是为东北的开发开放争取美国援助，二是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两件都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因此，当唐绍仪在1908年的秋天率团到达美国后，美国报纸就一直在紧密追踪，《纽约时报》甚至专门刊发了两个整版的长篇报道，配发了唐绍仪的大幅照片。 “唐僧”到了西天，虽然宾至如归，但却只拿到了无字的经书：现实的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选择了与日本妥协，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对这一地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参阅本专栏上期《难产的美国梦》）。 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的新年钟声中郁闷彷徨时，国内传来惊人消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袁世凯，离奇而突然地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 一周之后（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次日，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s Times)等在内的美国各大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且明确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袁派人物中，唐绍仪第一个随袁下课。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邮传部尚书陈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纷纷跟进，或因健康问题退居二线，或因腐败而被“双开”，或因“工作需要”被明升暗降（参阅本专栏8月17日《腐败的跳蚤》、9月28日《“蒙”“瞎”官府》等）。 大洗牌开始了。 哥们儿袁世凯 唐绍仪和袁世凯能成为铁哥们儿，是一段洋溢着古典英雄主义的佳话。 唐是广东人，其父唐巨川是茶叶商，专做外贸，十分平凡，但他却有一个相当不凡的族叔——唐廷枢。唐廷枢是大清国首批外资企业“首代”、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 之后成为李鸿章大搞经济改革的得力干将，主持或参与了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等，在官场与商场、内企与外企、民企与国企之间，游刃有余，大小通吃。 托福于改革开放，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中放下身段、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唐家这样的“新兴阶层”，便被迅速地纳入大清国组织人事部门的培养考察对象。唐绍仪12岁那年（1874年），被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在那里生活了足足7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难能可贵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唐绍仪不仅没有成为内白外黄、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香蕉”式人物，相反却融汇中西，以其深厚的跨文化修养为基础，以美式作秀为独门武器，迅速在厚黑的大清官场中脱颖而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