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如何经营“满洲”的问题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曾任台湾总督、时任日本大本营参谋次长、“满洲”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和任台湾民政长官的贵族院议员的后藤新平就已经开始了精心地策划。当《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不久，他们便将共同策划的“满洲”经营方案正式公布于世。他们认为：“日俄的对抗，未必以满洲一战可以结束，第二次战争不知将在哪一年到来。如果胜利在握时，就先发制人；不能操胜，则以自重等待时机；即便开战亦不胜，我仍应留有善后余地。总之，我在满洲必须居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其得心应手之计，必当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兴办畜牧农业设备……其中以移民为要务……，现在如依靠经营铁路不出十年将得以向满洲移民50万。俄国虽强也不能向我开启战端……， 我们倘在满洲拥有50 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则进而作好入侵敌国的准备；于我不利，则岿然不动持和以待时机，这便是经营满洲大局的主张。”〔 2〕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所谓经营“满洲”计划的根本“大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量“移民”，其目的在于既可以御俄，又可以“强大势力范围”，逐步达到占领“满洲”的目的。这一侵略计划得到了日本军、政界一些要员的赞许，甚至日本学界的某些反动文人也极力吹捧他们的这一计划是最具有“远见卓识”的长远的战略意义。
    到1910年，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议会上正式抛出20年向“满蒙”移民大和民族100万人的计划，并得到部分议员的支持。
    日俄战争以后，在日本军、政界以及舆论界都普遍认为，俄国虽然被日本战败，暂时退据“北满”，但实力尚强，决不会善罢甘休，将会再一次发动第二次日俄战争，以报第一次日俄战争失败之仇。
    美国也欲乘机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发展势力，铁路大王哈里曼奔走于日本政界、元老，企图购买“南满铁路”。美国的这一行动，严重地阻碍了日本在“满洲”的发展计划，日本岂能将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满洲”轻易的让与美国，日、美之间由此产生摩擦并不断尖锐化。
    因此，日俄战后，日本不仅要防御俄国的进攻，又要阻止美国势力的插入，面临着两强的威胁。
    在国内，日本近年来人口迅速增长，造成人口过剩，导致粮食危机，成为日本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日本朝野上下认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大量向外“移民”，并通过移民来振兴移民地的农业，再将农产品供给日本本土。而“满洲”的农业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对日本的“将来具有极大关系。因而，满蒙的邦人农业殖民问题，当然也就成为极重要的研究课题。”〔3〕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日本经营“满洲”的策划者们，极力主张经营“满洲”的当务之急在于“农业移民”。企图通过移民来加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造成日本大和民族的人口优势，防御俄国的反攻和美国的侵入，解决日本的人口膨胀，摆脱日本的粮荒。
    二
    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积极执行者首先是日本旅大租借地“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福岛安正就职之后，便积极推行移民政策，被日本政界誉为“劝业都督”。福岛安正大将正是作为这一时期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推行“经营满洲”、“扩张国权”、“满韩移民集中主义”的代表者，同时也是日本国家机关致力于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活动的尝试者。1912年福岛安正亲自实地考察，寻觅土质优良，适宜农耕，交通方便地区安置移民。经过考察之后，1913年11月，福岛安正决定在金县大魏家屯建立一个“日本移民模范村”。大魏家屯附近原属国有官荒，1911年，大魏家屯警察官吏派出所巡查桥本市藏未经“关东都督府”同意，私自开垦试种水稻，秋后获得丰收。第二年，相继又有木神原政雄等6户前往开荒造田，开垦荒地275町步（1町步＝99.2公亩）。 春播前福岛安正前往该地考察，发现后下令禁止，决定将其作为推行“日本人移民模范农村计划”的试验田〔4〕。“关东都督府”立即投资2.15 万元，并责成都督府农事试验场场长木下道一及土木建筑师仓塚良夫主持制定计划，修建房屋、道路、堤塘等“模范村”设施。
    1914年12月，福岛安正将都督府的有关方面官员派遣回日本国内进行移民的募集和选定工作。1915年3月， 从山口县玖珂郡川下村和爱宕村移民17户，从新泻县移民1户，计18户43人移入大魏家屯， 扩大耕地面积为800町步， 定名为“爱川村”（从爱宕村和下川村各取一字命名）〔5〕。不久又移入1户，总计19户48人。
    “爱川村”移民是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最早农业移民“试点”，被日本视为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先驱。“爱川村”移民的资金、输送、食宿、落户等方面皆由官方提供和资助。移民进入之后并由金州民政署派遣一名农业技术指导员川上仁四郎进行农业技术的指导。
    “爱川村”移民的第一年就遭到了厄运，因旱、虫灾害的侵袭，秋后竟颗粒未收。加之新任都督中村觉和殖民局扶植不力，移民所携资金消耗殆尽，一部分移民由于生活所迫便弃农经商或转为其它行业，大部分返回国内，19户移民仅剩下2户。这时， 告老还乡的福岛安正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为了继续完成他的“移民模范村计划”，又募集12户移民再次移居“爱川村”。但尽管如此，由于管理不善，经营无方，很多人又相继离去。
    同一时期，“满铁”也在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的直接指导下，在“满铁”附属地内的“自由移民”和退伍兵农业移民也相继开始。“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是向中国东北移民最早的策划者和鼓吹者之一，日俄战争期间就开始策划，就任“满铁”总裁时又曾在他的《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中宣称“不出10年向满洲移民50万人”。1908年6月， 又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提交了《满洲移民论》的备忘录，充分论证了“满洲”移民的必要性。后藤新平为了促进日本移民的发展，就任总裁以后，将“ 满铁”附属地内的4 400公顷适于农耕的土地以较低的租金租给了零散的个体自由移民，企图以此来鼓励日本移民在“满洲”定居，成为日本在“满洲”广大农村发展的基础。但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多数人却将土地高价转租给当地的中国人，坐收其成，从中收取地租，而自己则去经营赚钱较高的工商业。
    1913年，“满铁”开始改变移民收容和经营方式，从“满铁”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从“满铁”沿线的守备退役兵中选拔有农业经验和热心农事的进行移民试验〔 6〕。认为退役兵经过军队的锻炼，身体健壮，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他们经过几年的“满洲”气候，适应环境，是最好的实验对象。如果给予充分的援助和指导，一定会安心农事，定居“满洲”。
    为了保证退役兵移民扎根“满洲”，在选拔人员问题上“满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耕地租种者须移住定居立志坚定，携带家属。家属中有两个以上适合农业劳动者。”被选拔者必须“拥有相当的经营资金，并且至少要准备一年的生活费用。”经营的方法及作物的选择等项要“服从会社的安排”。同时为了保证上述各项要求的实施，稳定发展移民队伍，会社还要求申请移民的退役兵要“提交守务队司令官的推荐书、身份调查书及本人的经营计划书、耕地租种申请书等。”〔7〕独立守备队退役兵移民从1914年开始正式选拔，陆续安排在事先选定的地点。当年有自愿移民合格者7人，分布在开原、虻牛哨、 新台子、得胜台等地，租地110.6町步。1915年移民20人，分布在大屯、 杨开林、开原、满井、泉头、桓勾子、新台子、文官屯、烟台（今灯塔）、大石桥、汤岗子等地，租地385.2町步。1916年移民5户，安置在孟家屯、金沟子、马仲河、新城子等地，租地101.9町步。1917年移民2户，安置在虎石台、辽阳，租地32.9町步。“满铁”退役兵移民前后计34户。这34户移民，尽管“满铁”在交通、设施、生活方面都提供了很多方便，给予了优厚条件，但也未能完全定居下来。从1916年开始，当年就退出4户，此后每年都有退出者，到1927年，加上2户死亡者，仅存17户〔8 〕。“满铁”附属地退役兵移民也遭到了“关东州”“爱川村”移民的同样下场。
    到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以后，开始推行积极的“满蒙地区”的侵略计划，将农业移民问题正式提到日程上来，做为日本政府的一项重要对外侵略政策来加以推行。1928年，“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提出：“打通现今恶化的日支关系的根本方策来自定居本地的日本农民的移植”〔9〕。根据松冈洋右这一提议，“满铁”以1 000万元的资金于1929年4 月，成立了专门向“关东州”移民的组织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成立后，为了安置大批移民，进行大量收买土地。到“九·一八”事变前，共收买民有土地 3 360町步，官有土地 568町步，合计为3 928町步〔10〕。“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拟在5年之内向“关东州”移民 500户，但由于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国内的农民极为贫困，无力迁徙，到1931年仅向夹信子、李家屯、赞子河、杨树房、金厂沟、三十里堡、小莲泡、旅顺等8处移民 74户，也仅仅是原计划的七分之一。
    为了配合移民，“关东州”地区还设立了“旅顺管内大陆殖民讲习所”、“金州管内天照园满洲移民实习所”和“旅顺管内东本愿寺拓事讲习所”等机构。
    三
    日本向中国东北旅大租借地、“满铁”附属地以及分布在东北地区各地移居的人数，截止到“九·一八”事变前为止的25年间，共2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事工、商业和铁路的各方面人员及其家属，从事农业的日本移民共约2 500户，6 800人。但实际上真正为日本有组织有计划的农业移民不足1 000人，绝大多数为自由个体移居者。在这 25年中，尽管日本一些军政要员积极鼓吹、竭力推行移民政策，但却如此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初期移民“试点”遭致失败。那么，日本殖民主义者如此煞费苦心地经营的所谓移民“试点”为什么遭致失败，究其原因大体有五：
    第一，日俄关系逐渐缓解，使日本政府对“满洲”的移民活动未采取积极态度。日俄战争以后，日俄双方仍在中国东北的南北对峙，大有第二次日俄战争再度爆发的趋势。因此，日本一些军政要员竭力主张经营“满洲”的“当务之急”在于“农业移民”，并将农业移民计划定为50万人，甚至提出100万人的奋斗目标， 以此来加强日本在“南满”的势力，发展第二条战线，防止俄国的报复。但事实上与原来日本所预想的完全相反，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俄关系逐渐缓解，呈现了意外的好转。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积极活动，企图插入东北；另一方面，战后俄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日本。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俄国开始采取与日本合作的态度。《日俄密约》签订以后，双方的敌对关系很快得到和解，化敌为友，携起手来共同抵制美国的“金元外交”，以保护日俄在“满洲”的共同“特殊利益”。日俄和解，使日本在“满洲”减轻了强大的压力，避免了近期内爆发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可能，给日本以喘息之机。故此，日本对“满洲”的移民就显得不那么迫切和重要。所以，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满洲”的移民问题一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更没有拿出象样的政策、规划和措施，使得日本的“满洲”移民活动一直处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第二，日俄战后，日本经济困难，财力匮乏，无巨资投入无现实益处的移民事业。日本企图通过向“满洲”的大量移民造成这一地区的大和民族的优势，形成日本在这一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基础，逐步达到殖民地化。然而，这只能是殖民主义者的美好设想。要想在几年之内将50万或100万日本农民迁徙到相隔遥远的中国东北地区， 不但需要一大批人员进行移民的准备和组织工作，而且需要一大笔迁移、租地、建房等巨额资金的投入。这对日俄战后的日本来说，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资金消耗殆尽，而战后日本又未得到俄国的分文赔款加以补充，因此日俄战后的日本经济十分困难。加之战后的日本要扩军备战以及国内事业的发展，原料和器材的进口增加，“满铁”的改造，都需要相当的资金。而日本在这一时期商品出现了滞销的现象，入超不断增加。同时日本的经济正向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以财阀为靠山的垄断资本和金融机构相互勾结，组织了“卡特尔”、“托拉斯”和“康采恩”，致使日本国内市场日趋萎缩。随着出口的呆滞，又出现了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慢性经济衰退等现象，这就迫使日本急需开辟国外市场，不得不把“扩大商业的权利”作为经营“满洲”的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2〕。
    尽管一向积极推行移民侵略的后藤新平就任了“满铁”第一任总裁，但也未能立即实施他的移民计划，为整修“南满”铁路，完善附属地设施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巨额资本，并对进入“满洲”经营商业的日本人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与此相比，对于进入“满铁”附属地经营农业的日本移民的支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一直到1914年以后才在守备队退役兵中选拔了34人作为农业移民，由于资金不足和管理等原因，奔走逃亡，最后仅剩下17人。
    事实上，刚刚打完生死存亡战争，财力极度匮乏和刚起步搞殖民地铁路，连“满铁”核算盈亏尚未搞清楚的日本，既没有也不可能付出巨大的财力来投资庞大而又无更大现实益处的移民事业，以此贻误经济发展的时机。
    第三，中国东北与日本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相差悬殊。中国东北气候寒冷，交通不便，尚待开发，很难产生日本移民人口的自然流动，要想募集大量的移民到中国东北来定居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靠政府行为给予补贴或贷款勉强来者，多数人不能安心定居，特别是农业经营者尤为突出。与此相反，同一时期在日本却出现了人口向南美流动并有上涨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掀起了一股向南美洲移民的热潮，被称之为“南美移民时代”。据日本学者角井靖一统计， 从1920 年至1931年的11年间，日本仅向巴西一国移民即达86284人， 而同一时期向中国移民人员仅31 350人，并且绝大部分为“满铁”和“关东州”的职员及其家属。同时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在战争刺激下，呈现出工业蓬勃发展的局面，投资成倍增长，扩大和新建的工厂、铁路、矿山逐日增多，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于日本国内的耕地不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得到了缓解。在日本出现的这种产业革命的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无疑给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起到了排斥的作用。
    第四，经营管理不善，农业收益较之工商业相差悬殊，导致了农业移民者放弃农业而从事其它行业。尽管“关东州”和“满铁”的要员们热衷于移民事业，并为之做了多方面的势力，但作为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其形成一项国家政策并加以扶植。同时日本国民对于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重要性还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没有形成自觉行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农业收入低，生活条件差，与“满铁”和“关东州”的其它日本人所从事的职业相比差距悬殊。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安心从事农业而弃农经商或转入其它行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开始就不想经营农业，他们企图借移民之便，“梦想渡满能一攫千金。他们根本没有农业经验，其大多数人是为别的目的。经营上往往是不认真的，或完全把土地转租给支那人，以贪得不正当的收获。”〔13〕由于此种原因，日本移民流失现象严重，相继不是转到其它行业，就是飘洋渡海返回国内，或是将土地转租给中国人耕种，自己坐收其成。“爱川村”第一批移民19户，到1917年仅三年的时间就逃离了17户。后来虽然又移民12户，由于管理不善，负债累累，到1936年全村已负债高达3.5万元。“关东州”日本殖民政府为了稳定移民， 只好采取将土地无偿地转让给该村移民。最后移民将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变卖给当地中国人才算还清了全部负债。尽管如此，到1937年定居“爱川村”的日本移民也只剩下7户65人。
    第五，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对日本移民侵略的反对和抵制。日俄战争以后，俄国退据“北满”，形成日俄南北对峙。1907年，日俄化敌为友，双方缔结了密约，私自瓜分中国东北。密约规定：两国在东北划一条瓜分线，东起珲春至镜泊湖的北端，向西至长春东北的秀水河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再至洮儿河，沿洮儿河向西至该河的东经122 度。以此线为界，南为“南满”，北为“北满”。“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北满”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但实际上日本在“南满”的范围只是“满铁”附属地和旅顺大租借地。日本移民只能限于这一狭窄地区，而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土地有限，地价昂贵，与“北满”相比要高于30倍之多。为了解决土地不足，日本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地采取在租借地以外地区进行借用或借贷土地。他们认为，日本人进入“满洲”经营，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抑制，“将来总有一天必定会发生归还满洲的事情。若要阻止这种事态发生，就必须迅速地实现50万以上的移民。”使日本大和民族在“满洲”形成优势，实行人口占领，才能永久稳固日本在“满洲”的势力和利益。“此事取得成功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手段就是争取日本人能够自由地永久借用或借贷土地。”〔14〕日本为实现这一目的，在《二十一条要求》中提出并得到了北京卖国政府的同意，获得了“在南满的土地商租权”，“自由居住往来，可以从事各种工商业及其他业务”等权利。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向中国东北其它地区的移民计划未能得以立即实现。奉系军阀张作霖虽然与日本有某些合作关系，但对日本进行移民侵略和“商租权”问题仍采取抵制的政策。“奉天官宪不论上下都在外表上装扮成亲善的样子，尽管极力取缔那些无益的轻举妄动，但在里面却包藏着强烈的着眼于收回利权的排日用心”，“在其实力所及之范围内致力于一步步收回一切利权”，“推行着从根本上阻碍邦人安居，逐渐加以压迫以至驱邦人之策”，阻挠日本人房屋租赁、土地商租及营业等既得利益，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难免帝国在满蒙的势力逐渐退步，实令人不堪忧虑。”〔15〕为此，日本为了排除中国对“商租权”的抵制，便采取种种卑劣的伪装的手段，以中国人或中国籍的朝鲜人的名义收买土地，或与中国人合办经营的方式来取得土地的租借权。既或如此，也未能实现殖民主义者的预期目的，截止到1926年10月，移居在“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之外的日本人仅占东北日本人总数的百分之四〔16〕。
    总之，尽管日本殖民主义者极力鼓吹并积极推行对华移民侵略政策，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得移民的数量和预期的效果完全适得其反。反映了这一时期殖民主义者的移民理论和移民政策的狂妄性和盲目性，致使“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试点”移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注释：
    〔1〕顾明义编着：《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月，第165页。
    〔2〕（ 日）鹤见佑辅着：《后藤新平传》，转引自（日）满史会编着，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1988年1月，第10页。
    〔3〕〔7〕〔13〕满铁兴业部农务课，富槛金雄：《关于独立守备队退役兵从事农业者之调查》，昭和四年三月。
    〔4〕（日）《满蒙》，1933年第3期。
    〔5〕（日）铃木隆史着，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译：《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第586页。
    〔6〕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拓务要览》，今井印刷所， 1933年，第754页。
    〔8〕（日）上田恭辅等编：《满洲事态总览》，改造社出版，1932年，第675～677页。
    〔9〕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387页。
    〔10〕（日）满铁文书：昭和4年，总务，考查，关系社会监理， 大连农事，第88册，第14号。
    〔11〕《满洲开拓年鉴》康德九年，第35页。
    〔12〕（日）满史会编着，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1988年1月印刷，第3页。
    〔14〕〔16〕（日）铃木隆史着，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第291页。
    〔15〕《日本外交书》，1925年，第2册下，第407～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