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片泛滥
    “鸦片”是英文Opium的音译，亦译作“阿片”。由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主要成分为吗啡，有镇痛、止泻等作用，吸食易中毒、成瘾[8]。唐代即有阿拉伯商人将罂粟输入作药用，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中国。清朝雍正间开始禁吸鸦片，1796年（嘉庆元年）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成为非法走私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73年和1797年先后取得鸦片专卖和制造特权，并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1838年（道光十八年）输往中国鸦片4570箱，烟毒漫延南北，并引起白银外流，银价飞涨。中国对外贸易由先前的出超变为大规模入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没有鸦片条款，实际是默许鸦片免税输入，形成公开走私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于1858年（咸丰八年）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销售鸦片，以“洋药”名目缴税，两江总督何桂清亦于当年倡言弛禁之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
    作为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口岸。英国驻上海第二任领事阿礼国（1809-1897），在就任第二年（1847年）呈递的一份报告中，把鸦片走私纳入上海贸易之中。当时鸦片走私不是在租界内进行，而是在停泊于吴淞口的趸船上进行的[3]。在上海进出口贸易额中，鸦片所占比重超过一半，1847年达63%，1849年更高达71%。鸦片贸易在1858年以后，因有条约保障而规模更大，诚如王韬在谈及上海贸易的感想时，沉痛指出：“其片芥（指鸦片--引者）一物累箱捆载而来者，皆毒痈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财力耗蠹此其一端。”（《瀛壖杂志》）
    上海既是鸦片贸易中心，也是巨大的鸦片消费市场，时称“上海烟馆，甲于天下”（葛元煦《沪游杂记》）。“租界中大小烟馆，数以千计”（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官民吸食鸦片相当普遍。1862年夏季访沪的日本使节团对当地烟毒泛滥的情状有真切观察。这也触发了藩士们考察鸦片战争史的兴趣。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消息，由《鸦片传闻书》播散于日本。其资料来源是“清商、兰客”（清朝商人和荷兰客商）。《传闻书》逐年逐月记述始自300年前中国输入鸦片，以及清政府一再禁止鸦片贩卖，林则徐到广东上任，厉行禁烟，其后发生战争和外交交涉、议和签约等情节。后来又有《夷匪犯境录》等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汉籍传入日本，并出现日本人写作的《鸦片始末》等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消息对幕末日本震动甚大，实启其开国先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再次促使开国之初的幕府加紧开放步伐，而具有“尊王攘夷”倾向的下层武士则对西力东渐导致的民族危机忧患更深。访沪的藩士注意于鸦片战争史的考察，便与此种情怀相关，其中以高杉晋作最为突出，他曾多方探查有关鸦片战争的资料。
    高杉记录的一段与中国人的笔语如下--
    高杉：英夷鸦片以来战争之事，书为史册者有否？
    中国士人：无。阿片通中国，始于乾隆，盛于道光，鸿胪寺黄爵滋奏禁此物，英夷遂滋事。道光二十二年提督陈忠愍公化成死之后，遂解禁。
    高杉：贵邦近世之人，钦慕陈化成、林则徐等之为人者多否？
    中国士人：二公名望，非特本地钦慕，四夷多想望风采，实为吾朝名臣。
    高杉：弟亦尝慕其为人。（《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高杉求索鸦片战争史册，探询林则徐、陈化成等禁烟、抗击英国侵略的中国民族英雄的事迹，并表露自己对林、陈二位的钦敬。高杉一次逛书店，店主问：现有《佩文韵府》贰部，请问，要否？高杉答曰：
    《佩文韵府》等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陈化成谥“忠愍”--引者）、林文忠公（林则徐谥“文忠”--引者）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同上）有较深汉学功底的高杉当然懂得，作为分韵编排的辞书《佩文韵府》有很高学术价值，但他此时最急迫求索的，是挽救民族危机的谋略，林则徐、陈化成的思想言行自然为他所渴慕，清朝应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也为其所关注。此类图书，高杉不计价格，一概购买。
    中国在近代前夜即遭遇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推行的鸦片贸易的袭扰，鸦片是英国人主持的“英国--印度--中国”间“三角贸易”的三大商品之一（另外二种为棉织品和茶叶）。确保罪恶的鸦片贸易，成为当年英国的国策，这便是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动因。而日本则较为幸运，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固然也有商人参与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其规模仅次于英商，如1817年（嘉庆元年）输入中国鸦片共4,500箱，美商占1,900箱，但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美国第一次与亚洲国家签订的《美国·逻罗条约》（1833年3月20日）便写明禁运鸦片。美国与清朝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1853年率舰队逼迫日本开港的柏利，亦宣布禁运鸦片。秉承这种外交传统的美国代表哈里斯（TownsendHarris,1804-1878）在与日本幕府谈判时，便把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写入《日美和亲条约》[9]（P105-109）。继美国之后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英、法等国也只得沿袭美日间的这种禁运鸦片的先例。因此，日本开国之际避开了鸦片之祸。故后来伊藤博文说：“与一国立善约，则他国遵之”[10]（P18）。日本人既然未蒙鸦片之祸，1862年访沪的藩士们当然特别震惊于中国的烟毒泛滥，同时又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人出来呼吁禁止，即可阻挡鸦片流行。日比野辉宽在与中国官员华翼纶交谈时，即劝华氏出来挽救局面--
    欢成：鸦片、邪教之有害于国家，不鲜少，今也公行，然而往往看饥饿之人，兄何不献白而救之？
    华翼纶：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之一叹！[6]（P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