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广东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
    “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界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亲爱的读者，这段半文半白的话，是我从广东法政学堂的章程里摘录下来的，如果你仔细研读，就会从中读出办学者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尽管强调规则与平等的法律精神与“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格格不入，法政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夏同龢“普法于国民”的努力近乎于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但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就算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仔细检视这颗种子萌芽的艰难历程，或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迪。
    办学
    上百地方官被迫入读
    有意逃学者乌纱难保
    要追溯广东近代法律教育的源头，咱们还得提一提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广州同文馆。我们以前说过，官方之所以开办同文馆，就是为了培养信得过的外交人才。而要与洋人打交道，就必须了解国际法，所以，广州同文馆也开设了《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课程。不过，这些课程经常被视为“西艺”的附庸，开课时间很短，没多少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而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小官员，除了一小部分热心洋务的人，更将其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
    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地方官接触舶来品
    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办，却使全省大小官员再也不能小看这些“西艺”附庸了。1905年，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读书人顿失晋身之阶，科举正途失去了昔日金子招牌的效应，再加上时值清末新政，办理警政、管理中外商务、铁路和矿业等新兴行业，都需要全新的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未所有”，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两人的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了，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
    5个多月后，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开课招生，全省大小官员开始不得不与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一大堆从没听说过的新名词打交道了。小记我本人是学法律出身的，以我自己经常熬通宵学习这类课程的经验来推想，当时那些读惯了四书五经的旧式官吏，一看到这些新名词，肯定大多眼冒金星，想拔腿就跑。
    地方官逃学受严罚
    成绩优异者可升官
    可他们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根据当时官方的规定，广东大大小小过百地方官，上至道府、下至知县佐杂，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否则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如果该来的不来考，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课，都要记过停职，随即强迫入学，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不过，有罚就有赏，按照规定，如果学员成绩优异，就有机会升官，或者换一个油水更多的岗位，如果是候补官员，那也可以优先安排差事。就这样，面对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全省大小官员只好勉为其难，开始学习各类让人头晕眼花的中西法律课程。
    学堂课程庞杂艰深，管理规矩也颇为严格。学堂章程开宗明义，称“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则之中”。再往下看，不敬师长，蔑视学科、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听课不抄讲义、提问不守规则，乃至在课堂内谈笑吸烟，都要记过，记过就要扣分，扣的多了，就要勒令退学，仕途必定大受影响。难怪《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四辑）刊登的一篇题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的文章写道，学生在课堂外见到洋教习，都要鞠躬行礼，见到华人教习，则要作揖，如果在课堂内，等老师入座后，大家一起鞠躬行礼。这些斯文有礼的场景，大概都要拜那严格的管理规定所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