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
    状元东渡 立志普法于民
    归国办学 苦心经营六年
    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的影响不容小觑。据相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广东各地方法院，从院长到检察长，再到各庭庭长，几乎都是从广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可以说，它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亟须的法律人才。我们都知道，一所学校要办好，必有一位灵魂人物。早期广东法政学堂的灵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监督夏同龢。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这个立志“普法于民”的近代法律教育先行者，曾是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状元。留学归国后，他在法政学堂苦心经营六年，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
    成绩优异打动日本著名法学家
    说来有趣，夏同龢是1898年、也即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但翻开他应对殿试策问的文章，通篇尽是“致治之道无过于法祖”、“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这样的语调，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压根就是个反对变法的守旧派。这么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何以在数年之后作出自费到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的决定呢？要知道，他那时已是官至四品的翰林院修撰，又是状元出身，这自费留学的举动算得上惊世骇俗，因而上了当时《东方杂志》的“头条”，被誉为“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其志量加人一等”。这巨大转变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呢？从其活动年表上看，夏同龢中了状元的第二年，即到广东游历，在这里认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并结为一生挚友，随后他又前往澳门，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推测是这次广东之行改变了他的思想，却也不算毫无依据。
    夏同龢只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了一年，但他优异的成绩令当时的法政大学校长、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十分深刻。1905年7月，日本《法律新闻》刊载了夏同龢接受记者采访的笔录，他在其间表达了“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立自强”的救国理念。当年，8月29日，夏同龢编著的《行政法》得以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从此，戊戌状元夏同龢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
    办校外补习班普及法律思想
    1905年年底，夏同龢学成归国，接受两广总督邀请，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从此开始了“普及法律思想”的实践。他主持制定学堂章程，将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他从日本聘请多名学者，来学堂执教，在法政学堂自编的月刊《法政丛志》上，常有外籍教员和学生就法学前沿问题展开的精彩答问，颇有教学相长的味道；他期待通过学校教育，使“官绅和谐，推暨于民，或从此一线”，这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实现“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的理想，他甚至还办起了“校外补习班”，从而出现了“校内千余人，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非常繁盛”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夏同龢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从此离开广东法政学堂，法政学堂之后也更名为广东公立政法专门学校，翻开了新的篇章。不过，他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成了广东亟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一个昔日拒“变法”于千里之外的传统读书人，最后却成了将舶来的法律教育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从外表上看，这样的转变十分戏剧化，但究其原因，不过是他从未放弃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求真探索的努力而已。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样的品质总是稀缺而宝贵的，这也是我愿意把夏同龢与广东法政学堂的故事写下来的原因。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