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成年礼故事大都附着在婚姻爱情故事中完成，但太子晋的成年礼故事更强调了成人立志成德与儿童游戏取乐的区别。《逸周书·太子晋》在文体上属于游艺性文体，在内容上属于成年礼故事，文体与内容的矛盾与统一正象征着儿童到成人的变化过程。
    一
    太子晋，即姬晋，为周灵王太子。记载太子晋事的先秦文献主要有《逸周书·太子晋》和《国语·周语下》，后来的子书、类书以及各种注解多引自这两处。《逸周书·太子晋》记叔誉、师旷与太子晋应答，据叔誉言其时在“太子晋行年十五”的时候。《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灵王（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45年在位）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榖水与洛水同时涨水，洪水激荡，威胁到周王宫的安全。周灵王欲壅堵二水，太子晋极力劝阻而不成。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说：“师旷与太子语事即在羊舌肸聘周之年，盖灵王之二十二年。”显然，《逸周书》中记载的是太子晋的成人故事，而《国语》的谏壅赤豆穀、洛是太子晋成人后干的第一件大事。
    十五岁可以算成人吗？中国古代的成人以加冠为标志。关于加冠的年龄，二十而冠是古代的通说，《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内则》称“二十而冠”。《穀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但根据古代史料看，人的身份不同，所处地域不同，加冠的年龄也有区别。《国语·晋语六》记载“赵文子冠”，据考证赵武生年当在前591年，行冠礼在前574年，时赵武十七岁。（注：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75页。）《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襄公满十二岁后就举行了冠礼。杨宽还提到，秦国国君惠文王、昭襄王、秦始皇都是二十二岁举行冠礼。（注：杨宽：《西周史·冠礼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2～773页。）从鲁襄公与赵武的情况看，春秋时代东方地区可能有早冠的风俗。由此推定太子晋十五岁加冠，是符合春秋时代东方风尚的。
    冠礼即古代中国的成人礼或成丁礼，它代表着性的成熟和志的确立。《孔子家语·本命解》：“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性成熟则有婚姻之礼。《周礼·大宗伯》：“以昏（婚）冠之礼，亲成男女。”《墨子·节用上》：“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若有特殊情况，未及年龄而婚，也必先行冠笄之礼。《太平御览》卷718引《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古代以加冠后成婚为有礼，《左传·襄公九年》记：“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太子晋年十七而卒，却有后嗣传下来。（注：《潜夫论·志氏姓篇》载，太子晋“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唐书·宰相世系表》称周灵王太子晋有“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则其加冠成婚应在十五岁左右。
    冠礼更重要的是代表着志的确立。古人很强调立志，儿童入学除了学习知识、技能，还要注意立志，有了坚定的志向，才表示真正成人，可以行加冠礼了。古人称十五岁为成童，把它看成是培养意志的重要阶段。《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卢辩注：“束发，谓成童。”《礼记·内则》郑氏注：“成童，十五以上。”成童就是准成年人，“束发而就大学”就是要对他进行成人的培训。《白虎通·辟雍》：“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七八十五，阴阳备”指十五岁性成熟。“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指十五岁是一个人开始懂事的年龄，可以入大学参加成人立志培训。杨宽《西周史·冠礼新探》说，古代的冠礼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的。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需要在连续几年内，受到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坚强的毅力，具备充当氏族正式成员的条件。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如果训练后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得到成员应有的氏族权利，如参加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等，还必须履行成员应尽的义务，如参加主要的劳动生产和保卫本部落的战斗等。”（注：杨宽：《四周史·冠礼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0页。）成童十五入大学，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成人训练和考验。
    但出身不同的孩子，其接受大学教育的年龄是有区别的。《礼记·内则》“十年出外就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十三学乐、诵诗、舞勺，这是参加大学的六艺教育了，孙希旦《集解》说：“盖古者公卿与庶民之子，其学不同：公卿之子以师氏所教者为小学，以成均为大学；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党之序为小学，以乡之庠为大学。公卿之子，其小学惟一，则其升于大学也速；庶民之子，其小学有三，则其递升于大学也迟。而又人之材质有敏钝，学业之成就有蚤暮，则其入大学固不可限以定期，大约自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皆入大学之岁也与？”（注：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70～771页。）孙氏推定十三到二十岁之间为古代贵族子弟接受成人培训的时期，也就是说，由儿童到成人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时间阈限，这是完全正确的。天子、诸侯之子接受教育的时间早，可以早进入成人期，如鲁襄公满十二岁后就可以加冠成婚，履行成年人的责任。按照这一传统，太子晋十三岁入大学，十五岁加冠成婚，应是十分正常的事。
    《太子晋》记述的是太子晋的成年礼故事。赵逵夫先生《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将《橘颂》与《仪礼·士冠礼》之《士冠辞》联系起来，揭示出言志是冠礼的一项重要内容，令人信服地证明，《橘颂》是屈原行冠礼时的言志之作。（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屈原加冠明志的《橘颂》相似，《太子晋》中叔誉、师旷与太子晋游戏式的问答，寻求的就是对于成人之志的共识。
    成人是要讲许多做人的规矩和责任的。《说苑·修文》：“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属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衎衎于进德修业之志。”在加冠礼前后的成人阈限内，为了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达到成人水准，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太子晋》所反映的是加冠礼后的一次检查。
    二
    加冠礼后，人们在给予新人以成人的尊重的同时，也要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和训诫新人。《礼记·冠义》记载，一个人举行加冠礼后，“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在《太子晋》中，叔誉、师旷见太子晋，都对太子晋给予了成人的尊重与礼敬，如师旷见太子晋，先在廷中，后被邀请才上堂就坐，就是按照成人之间见面的礼节。（注：姚际恒：《仪礼通论》云：“宾亦于庭中一见即出者，不敢径造主人之堂，亦不敢必主人之留己也。主人则必请见，而后宾乃反见。此则主人之礼当然也。斯乃相见于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十五岁的太子晋显然还不可能完全成人化，所以，他们的话语又具有适合于准成人的游戏性和训诫性。
    “五称而三穷”是其游戏性最典型的表现。《太子晋》开头说，“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三穷”又作“五穷”，黄怀信校：“五穷，《初学记》、《文选注》、《潜夫论》、《御览》并作‘三穷’，此当误。”（注：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则以“三穷”为是。对“五称三穷”，黄怀信译文：“讲了五件事而三件辞穷”，（注：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闻玉译文：“讲了五件事有三件事无言以对。”（注：张闻玉：《逸周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译文都是就字面翻译，没有抓住原文的真正意思。“五称三穷”是就问答双方分说，称，称说，称量；“五称，说五事”，（注：《逸周书》孔晁注，见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有称有答，必有胜负，刘向《新序》云：“淳于髡等三称，驺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诎而去。”）即问方称说五件事或提出五个问题，看对方如何解答，以此称量出对方的水平。穷，穷窘，困屈；（注：《逸周书·官人》：“问则不对，佯为不穷”，穷是与问相对而言的。王礼锡《江西山歌与倒青山风俗》“广东有一个刘三妹，她肚子里的山歌最多，随便什么山歌她都能和得来，她能穷人，却从没有人能穷过她。”《文学周报》第306期；转引自朱介凡、娄子匡著《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北大立1967年版，第135页。）三穷指答方三次穷窘，答不出问题，被判定失败。武则天《昇仙太子碑》：“屈叔誉于三穷”，只就三穷立言，太子晋称说了三件事，叔誉都无言应对。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37引《帝王世纪》云：“晋平公使叔誉聘周，见太子晋，与之言，五胜之，叔誉三穷”，中间三句省略主语，若补齐，则为：“叔誉见太子晋，太子晋与之言，太子晋五胜之”，将“太子晋五胜之”与“叔誉三穷”合观，“五称三穷”的真正意思应为：叔誉称说五件事，太子晋五胜之；太子晋称说三件事，叔誉三穷。“五称三穷”应是一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辩游戏。《韩诗外传》卷六“天下之辩”条：“天下之辩，有三至五胜，而辞至为下。”孙诒让《札迻》卷二指出此出刘向《别录》，乃邹衍驳斥公孙龙子之徒之辞。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指出，“《公孙龙子》谢希声《序》亦载此文，盖录之《史记集解》，亦有可供参校之处。此《邹子》佚文，为古名家言，至可贵也。”（注：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别录》，确有齐使邹衍过赵，论“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的事。邹衍的话是对论辩之术的总结，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淳于髡五难驺忌的故事则是五称五胜的论辩实例。（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于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刘光民就主客问难这一点展开，研究了《太子晋》的文体及其影响，他说，《太子晋》是“先秦时代民间的客主赋”，而敦煌俗赋中，“《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等篇，体制与《太子晋解》是一样的。”（注：刘光民：《〈逸周书〉中的一篇战国古赋》，《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又见《古代说唱辨体析篇》附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可见，《太子晋》论辩故事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
    在《太子晋》中，不仅太子晋与叔誉之间是五称三穷，太子晋与师旷之间也是五称三穷。师旷与太子晋之间五称三穷的问答构成全文的主体。师旷作为客人先问，一称：
    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