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经”一方倍感传统之式微和反拨之无力，“废经”一方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以张元济为例，我们透过其“战友”黄炎培的日记看去，经常发现的是“张副会长大窘”，“张副会长气大馁”等丧气情形。汪荣宝则说中央教育会末次会议，讨论未议决各件的结束方法，“颇不得要领”！（汪荣宝日记，第286—287页。）而张元济自己也在写给张謇的信中说：“（中央教育会）言论庞杂，费时尤甚。故至闭会时所议决者仅十有八案，而未及开议者尚有四十七案之多。弟因应无方，致负委托，惟有引咎辞职而已”。同时黄炎培也向汪康年表示自己“连日到会，并不劳顿，但毫无归束，心志渐懒”。
    “卫经”与“废经”的局中人各困其所困，而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则只能看到双方的荒唐行动和拙劣“表演”，进而对两方皆无好感。如《申报》记者就认为此次开会代表“各怀私意不顾大局。甚至彼此谩骂，大肆咆哮。会长既无禁阻之方法。旁人亦乏和解之能力。遂至议场规律荡然无存。以视粉墨登台之剧场犹不及焉”，实在是“一场胡闹”！足见此次读经攻防战是一场并没有真正“胜利者”的战争。
    就“读经”背后的权势争夺而言，正如罗志田所说“经典的消逝”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不过在让“经典消逝”的过程中，“废经”和“卫经”各方种种台前幕后的“作为”却仍是一个并未完结的话题。尤其是在长久以来的历史记忆中，“废经”的声音太过响亮，以至于其在从新求变的历史大叙述里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废经”一方的形象也在这些一边倒的声音中得到了充分美化。宣统元年一读书人在谈关于谘议局的争论时已发现：与张謇等趋新领袖不和不睦之人撰写的文章，上海各报就直接以“不收不录”来封杀之。此人不禁感慨“以沪报目下联合无互相反对者”，实在是“阅之乏味”！
    不过时至今日，只要有心发掘，“幕后之作为”仍是可以隐约发见的。以本文主题而言，黎锦熙为何在《“防御战”纪略》中将上海方面出版界之健儿如张元济、陆费逵、汪原放、沈知方等视为其“第二道防线”，且认为防线“总司令”应从他们中间选出？舒新城又为何特地要将黎氏此文编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又将其部分内容写入《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一书？这些看似无奇的叙述和平淡地选编背后实都有历史和现实的深意存焉。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舒新城。
    1925年舒新城为编选《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曾不断地向在教育部工作的黎锦熙求助，因为他是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可谓来头甚大，能量不小。虽然黎氏未能提供给舒新城什么特别的材料，但从信件往来看两人在“废经”的态度上极其一致，而且舒氏要更为激烈。他直接把废经定义为“逆时代潮流之反动”，甚至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近来因北京的朋友们大谈读经，买得一部《读经救国论》，而一字一字地读过，我觉得而且极盼望此时有位不客气的秦始皇把今日以前之一切古书与古儒焚而坑之才愉快”！
    这段话让笔者倒抽一口凉气之余，不禁想起周作人在光绪二十八年所写的一首《焚书》诗云：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辟犹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糜。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写完这首诗后，周作人尚要略作几句解释说“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而几十年后舒新城的“杀气腾腾”之言已无意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为“废经”能说到“文章自古无真理”，进而急切召唤始皇重生来焚书坑儒。而为“卫经”要求焚书的情形似也不遑多让。
    1921年唐文治就已沉痛地说“秦时之书焚于有形，而今世之书则焚于无形。秦时之儒坑于可见，而今世之儒则坑于不可见”。前清御史赵炳麟则作《驴鸣》诗中有“诛文妖”一首云：
    驴鸣驴鸣何莘莘，文妖树帜矜奇新。
    可怜太学芝兰种，随风化为荆与榛。
    君不见，飞卿湖阴句读乱，于湖作曲存其真。
    又不见八代文章体渐淆，昌黎奋起复清纯。
    何况既无句读又无体，立言制行乖人伦。
    愿借始皇坑一万，坑驴尽作劫灰尘。
    在温州的一个地方读书人也写过一首类似的五言诗道：
    俚言当学说，谣谚师村民。
    青年饮狂药，敬礼比河汾。
    校校皆读此，声势哄如狺。
    恨不遇秦皇，尽付烈炬焚。
    永无谬种传，庶可慰苍旻。
    “废经”抑或“卫经”何以至此？从宣统三年的读经“攻防战”或许已告诉了我们一些答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