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报道:周恩来与台湾保钓领袖深宵密谈。
    经过海外“保钓”运动的洗礼,台湾、香港地区在美国的留学生从美、日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当局的软弱中看清了国际强权政治的本质,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认识到要保卫钓鱼岛,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并由此产生了关于“台湾前途”的大讨论。
    此后,“保钓”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统一运动”的一部分。
    1970年由台湾、香港留学生自发兴起的海外“保钓”运动在近一年的风起云涌后,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震惊世界。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
    《人民日报》(1971年4月24日第6版)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美国务院官员顽固声称美国坚持把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和冲绳一起同时交给日本,激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怒。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集会示威,“强烈抗议美日反动派勾结蒋介石匪帮妄图侵吞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和掠夺我国海域资源的罪行”。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指出我国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维护民族主权、反对美日反动派侵吞钓鱼岛等岛屿的爱国运动,“他们的正义行动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安娜堡“国是会议”
    为了增进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了解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现状,留学生们多次召开国是会议。
    1971年8月20-22日,在布朗大学召开了“美东讨论会”,留下了80多页的会议记录。当时有132人填写了美东讨论会意见调查表,表格显示: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其中有124人主张“一个中国”。1971年9月3-5日,在密歇根安娜堡召开“国是会议”,辩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保钓”运动中首次有台湾留学生公开支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
    参与“保钓”运动的群体开始产生政治性的派别之争。
    联合国前官员龚忠武先生在《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里回忆:
    钓运初期直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的华盛顿大游行,还是很团结的,都是出自维护领土主权的民族主义热情、激情,但后来由于两岸的政治因素加进来了,“保钓”运动开始分裂了,根本原因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因为愈来愈多的人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的主张。
    这个主张在布朗的美东讨论会上已经提出过,但在安娜堡的国是讨论会上作出了决议,可以想象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的。沈君山也曾出席安娜堡的大会,还有“台独”的人也去了。独派是来看热闹的,想从中浑水摸鱼,当时根本不成气候。于是(保)钓运(动)就正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了,一派亲共、一派亲蒋,自由主义夹在中间,两边摇摆,但主要是批左偏右。
    右翼的“保钓”参与者就回归台湾做官了,如马英九、关中(詹春伯是关中的爱将)、邵玉铭,左翼的就回归大陆,参加祖国的建设了,如林盛中、吴国祯等。中间派想充当和事佬,左右逢源。
    这是第一次的分裂。
    不上报纸,不拍照片
    由于中美关系的冷淡及两岸的敌对态势,大陆对于这场“保钓”运动的具体情况还不是非常了解。于是,1971年9月25日,李我焱、王正方、王春生、陈恒次、陈治利等5人组团从纽约动身前往大陆,作两岸民间首次的破冰之旅。
    这个团体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将海外“保钓”运动誉为“海外的五四运动”,待他们亲如自己的子弟,并向他们传达了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思念和亲人般的关怀。这个访问团被称为“保钓第零团”,此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
    “保卫钓鱼台奥大分会”编辑的《奥克拉荷马钓鱼台快讯》(1971年10月13日)以简略的笔墨勾勒了这5个破冰者的形象:
    李我焱:福建人,年约四十,台大毕业,现任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为人诚恳,能力甚高。
    王正方:河北人,年三十余,现就读宾州大学(费城)电机系,赋演讲天才及歌喉。
    陈恒次:台北人,年三十余,现于伊利诺伊大学法律系就读,秉性热诚,思想清晰,对“台独”运动及社会主义中国有相当深之认识。其近在美“国是大会”之“中共之对台政策”长篇讲词已刊载于《群报》第三、四期。
    陈治利:福州人,年三十余,台中东海大学物理系毕业,现于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并主持伊利诺伊大学“国是研究社”(该社方近出版有“西藏自治区之实况研究”一报告)。
    王春生,女,年二十余,现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社会系,豪迈,有巾帼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