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毛彦文夫妇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个下午,在青岛福山支路12号,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租赁的寓所内,神色匆匆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一行出现了。
    “沈鸿烈君再三劝吾等返沪,谓青岛有旦夕发生战事之可能,君不愿离去,吾强之始行,抵沪数日,沪战继起。”时隔50年后,90岁高龄的毛彦文在台北写就的自传《往事》中如是回忆。
    《青岛教育纪事长编》载,“1937年7月21日,熊希龄夫妇离青。”
    同年12月16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熊氏夫妇登上了赴香港的法国游轮(一说意大利游轮),拟由粤汉铁路至湘,主持香山慈幼院长沙分院事宜。孰料,24日晚,熊希龄在旅馆突发脑溢血,次日晨6时,因抢救无效在九龙医院撒手尘寰。
    熊氏西去两天后,12月27日,在实施“焦土抗战”炸毁日本纱厂、自沉军舰堵塞港口和航道后,沈鸿烈率部9000余人撤离了他苦心经营六年之久的青岛。
    至此,熊希龄三赴青岛,与沈鸿烈“筹商的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在日寇入侵的枪炮声中戛然而止。
    与青岛结缘
    1936年8月4日至8日,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在青岛市立女子中学召开。
    据《申报》报道,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上,“(中华慈幼协会会长)孔祥熙因事留(庐山)牯岭,派陈铁生代致开会词,沈鸿烈、刘复、熊希龄诸氏相继致辞”。
    从《申报》、《时事新报》等媒体报道中可看出,沈鸿烈对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非常看重:“此次在青开会,乃系青岛市长沈鸿烈之邀请,因沈本人,亦为该会最热心之会员也。”“午后五时即举行闭幕礼,由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主席,主席致闭幕词后,全体代表并举行宣誓礼,以诏郑重。”
    而对熊希龄本人,沈氏也是尊重有加。天津《益世报》报道,7月30日晨,沈鸿烈率众到车站迎接由济南抵青的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在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致辞中,沈氏称赞熊氏对慈幼事业之贡献:“北平香山慈幼院,设备更属周到,凡此皆使一般公众对慈幼事业发生深刻之认识。”
    毛彦文在《往事》中,对此也有所提及:“夏间,中华慈幼协会在青岛举行年会,我俩由(北)平前往参加,备受青岛市长沈鸿烈氏之招待,因之年会结束后即留下避暑。”
    1936年第24期《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刊》载,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开幕前,毛彦文还应青岛青年会之邀,发表了题为“儿童习惯之养成”的演讲,对婴儿生活习惯的训练、蒙养期儿童心理的培育、学龄期儿童思想和知识的造就等各个方面,作了精辟阐述,深受听众赞赏。
    青岛会议及会后短暂的寓居避暑,熊希龄萌生了在青岛兴办婴儿园的想法。
    在今天看来,熊氏作出这一决定,不外乎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形势使然。《青岛教育纪事长编》、《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刊》载,1935年9月1日,中华慈幼协会派出考察团赴意、苏、德、英、法、美等国,考察托儿所、婴儿园、幼稚园组织教养训练方法和慈幼事业发展状况。考察人员带回来了苏联工厂和农村普设托儿所等信息,熊希龄从中不仅发现了中国慈幼教育之差距,而且看到了慈幼教育发展之方向,“尤其是苏俄,认为慈幼事业不但是社会上慈善家的一种事业,简直把慈善事业当作国家的一种公共事业了。所以今后我们希望关于慈幼事业成为国家的一种公众事业,欲使国家对于慈幼事业能够统一和普及起来”。因此,他在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上主持起草的《大会宣言》中提出,“本届大会以‘慈幼建国’四字相标榜”,“通令各省、市政府,筹设或增办农村、工厂托儿所”。在此形势下,不难推断出,熊氏急切地拟将“苏联模式”在国内移植。
    二是熊氏对青岛、对沈鸿烈产生了良好印象。8月4日,“熊希龄先生对于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的感想”中如是说:“(青岛)尤其关于儿童教育,设备完善,凡中小学校,与育婴、民众、济民、习艺、及平民住宅之种种儿童教育,感化教育,无不完备,其附近数百里内之乡村,亦均有建筑堂皇之国民小学……吾人在此开会,得以参观建设,扩充耳闻,精神上更加感动。”
    另外,从当年9月16日熊希龄在香山慈幼院全体教职员会议讲话中也可管窥:“青岛为我国近年来进步最快的城市,市长为沈鸿烈,建设非常努力,成绩良好,实为全国罕见。尤其是乡村中,有利民众的市政几应有尽有。我以前拟在上海推动幼稚教育,最近以沈市长对于青岛慈幼事业,有许多地方欲与本院合作,因此我又打算在青岛试办托儿所婴儿园等。”
    1991年出版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中,对熊希龄“打算在青岛试办托儿所婴儿园”有所提及:熊希龄觉得慈幼事业的普及与推广,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但他并不灰心,采用苏联托儿所模式,在本宅、香山、天津三地创办多所“昭慧”幼稚园,专收平民工人的子弟。他原本打算在上海推广这种做法,1936年的青岛第二届慈幼大会,使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在青岛开辟一个推广普及的试点”。
    三是熊氏与青岛合作中有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影子。同为民国教育家,熊希龄与张伯苓互相仰慕、关系密切——1921年1月南开学校因疫停课,张伯苓带领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假京西香山幼院会议兴革事项”就是一例证。而夫人毛彦文,也与张伯苓友好。1924年,因为表兄朱君毅移情别恋,毛彦文与其解除婚约,见证人中就有张伯苓。
    沈鸿烈与张伯苓亦是友情甚笃。出任青岛市长后,正是在张伯苓许可和支持下,沈鸿烈延揽了湖北老乡、南开学校教务主任雷法章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或许,沈鸿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雷法章,此后,雷一路追随沈氏,一起宦海浮沉,直至一起飘零,先后凋谢台湾,此乃后话。
    或许,正是有张伯苓这一潜在的“催化剂”,熊希龄、沈鸿烈更顺畅地递出了合作办慈幼教育的“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