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青年”即是“五四”先驱当年立意“辅导”、“铸造”的富有个性自由、民主理想之“新青年”。[1]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曾以不同的思想方式赢得了青年学生的信任，因此成为“五四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五四”高潮过后，当鲁迅应邀为“青年必读书”的“导师”时，他内在思想理路的演绎以及对与自己不同类型导师的微词已足以说明本文“歧导”命题的确凿性：“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2]（p56）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五四青年如何在导师“个性自由”的笼统意念下走向了不同的归途。
        一、共识：朦胧启蒙理念下的“人”意
        从“戊戌”开始，尤其是经过辛亥革命惨痛的一幕，寻求真理的先觉就已经切实体验到了“国民性”问题的严肃性与当前性。历史的车轮驰急“五四”，思想界同人共执一个逻辑平台：由“立人”而立国。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平台，所以留美归国的胡适在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击掌”达成一个“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君子协定时，就有了不同的思想潜流。恰恰是由于“五四”同仁保持了各自的个性，才共鸣出了和谐的时代强音。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3]
        启蒙的核心内蕴无非就是我们上面所述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而这一切又必须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说起。就西方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源流来看，18世纪的思想狂飙首先在法国突起，后在欧洲蔓延开来，英国、德国等都是其精神传统的受益者。然而，必须看到，由于以卢梭为首的“启蒙”对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引渡和点燃，“瘟疫般流行”的负面效应使个人主义在法国自19世纪以来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思潮。与法国理性自负个人主义对应的还有德国的完全反理智的个人主义。欧陆个人主义就在一味夸大理性、感情、意志的关怀中走向了否定个人权利的唯理主义建构。这也即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批评的失真的个人主义。相形之下，英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则发展出了以宪章、自由为前提的纯正个人主义。[4]陈独秀在认定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端在“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时就如此表述道：“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5]这样，西方个人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别差异就“一笔勾销”了。不是有意模糊，也不是择一而从，只是在思想意念上的朦胧向往。这从具有浓重崇法情结的陈独秀对英国思想传统代表洛克（John Locke）人权学说的大力“启蒙”以及对自由颂歌美国国歌《亚美利加》的译介就可以读出大义。在其节选的《现代文明史》译稿中有言曰：“陆克（洛克--引者）以为……人权者，个人之自由也，家主权也，财产权也。”[6]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高一涵在英法思想传统之间的左右摇摆已经将“五四”先哲意念的模糊直观地再现了出来。他在《新青年》上撰写译介的文章诸如《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读弥尔的〈自由论〉》的意义也多是让人了解了中国老庄以外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著作。与陈独秀精神气质极其相似的李大钊在大谈革命及其流传的同时对英伦传统里崇尚调和、宽容、妥协思想的汲取，又与胡适浓浓地胶合在了一起。在他那里，世界之进化，全为激进与保守二种思想所“调和”并驰以行，“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7]胡适，一位英美气息十足的学者，《新青年》最初几卷的英美传统思想可以说尽是他的主意。除却他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公然申明，他对英人莫烈（Morley）的笃信也是掷地有声：“友人以英人莫烈之《调和论》相假，读之不忍释手，至晨时二时半始毕，手抄数节。”[8]
        二、歧义：启蒙导师的“意念之差”
        胡适的“巧夺天地”在《新青年》前两卷隐形潜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24篇介绍西方启蒙主题的文章中，有18篇是以英美个性自由思想的舆论，其中有关法国启蒙思想的文章只占6篇。即使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些法国情结浓重的激进分子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新文化运动在前期的方向应该说是胡适的方向，而不是陈、李的“天地”。
        不过，陈独秀的感觉是敏锐的。面对西洋“各国之教育方针”，[9]陈独秀对法兰西民族文化传统情有独钟：“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之“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推崇的人物尼采的观点不谋而合，对“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的判断坚信不疑[10]。表现在“文学革命”方阵里，陈氏有着同样的“恋法爱德”情结：在一篇推介欧洲文化以及文学大师的文论里，12位思想先驱竟有8位是法德籍的。饶有趣味的是，文化哲人每个国家平均是4人，单单文学界的6人中也是平均分配为2人。为文学新生而设计的“革命”、“推倒”、“宣战”的套路以及“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激情，[11]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个相同的内涵：与法德个人主义传统密切相连的欧陆自由主义理路已经成为陈独秀们不二的激情归途。[12]
        在这一归途中，以寻求“新”字号为理想的浮躁情绪弥漫了思想的天空。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以导师自居的陈氏更是毫不懈怠。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居高临下地说道：“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13]接踵而来的是，“民国六年”“不谈政治”的“理想”承诺很快变成一纸空文。为此，胡适曾进行了自觉地抗衡。陈独秀一贯的“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在胡适入盟后的改变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此后以重视经验、“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为方针的编辑思路使《新青年》的学术色彩很快强化。随着法俄革命色彩在杂志上的染浓，为了缓和同人内部的冲突不致使团体分裂，1918年出台的《每周评论》就暗示着“问题”与“主义”的紧张。李大钊为息事宁人还写信给胡适道：“在这团体中，固然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14]（p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