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词语也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连清末科举改试策论的卷子中，“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第12页。）。面对新语入华大潮，中国的士子、庶众或乐于迎受，或愤而拒斥，甚至同一人既迎且拒，莫衷一是。近代中国话语世界呈现一种两极状态：一方面，人们普遍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注：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凡例），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的新名词；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激起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反感与抗拒。
    一、传输与迎受
    众所周知，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是日源汉字新语的积极传输者。而在此之前，已有人介绍新名词。如1853年随美国培理舰队抵日的广东人罗森所撰《日本日记》，1853年由香港英华书院发行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连载。该日记对培理赠送给日本“大君”（指德川将军）的礼品有详细记述，由此引出一批新名词：火车、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照相机）、雷电传信机等。罗森还对这些新名目作解释，如“雷电传信机”是“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钟叔河据此推测是指“初期的电话机”。但从行文内容看，可能是指初期的电报机。
    如果说，罗森所列反映西洋事物的新名词，多为传教士翻译的名目，或是罗森临时拟就的译名，尚不是日制新语，那么，19世纪70-80年代出使或访问日本的士人，在其东瀛纪行文字中，则介绍了一批日本创制的新名词。
    光绪二年（1876）任驻日副使，次年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1838-1891），1877年撰《使东述略并杂咏》，介绍日本名词如下：
    元老院大政院、大审院、外务省、大藏省、裁判所（法院）、警视厅、议员、出张所（派出机构）、常备兵、少佐、市场、公园、师范、幼稚园、铁道、邮便、经费、意匠（构思、匠心）、淡巴菰（烟草）、神社、陆军士官司学校、随员、使者
    何如璋的副使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其诗题记录一批日本名词，并作题注，加以解释或存疑：
    钓道具（钓鱼勾铺子）、八百屋（蔬菜店，未详何义）、御料理（御者，大也；料理，犹言善治庖也）、仙台味噌（仙台，地名，味噌者，酱盐菜等类也）、荒物（草器也）、玉子扬（玉子，鸡卵也；场，买处也）、古帐卖（古帐，破碎旧纸，用作还魂纸，其整张者分与各铺包什物）、御入齿（配牙齿，亦西法也）、吾妻桥（吾妻，地名）、大安卖（减价贱卖，谓买者可安于心也）
    张氏的记载及解说，表现出认真研究日本语文的态度，也显示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士人对日本汉字词的理解方式。
    与张斯桂所记相似，刊行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叶庆颐的访日纪行文《策鳌杂摭》，在“事物异名”中列130个日本名词，例如：
    时计师（钟表匠）、裱具师（装裱匠）、假皇居（暂借用作皇居）、坊主、大工（木匠）、左官（泥瓦匠）、支配人（经理）、两替屋（换零钱处）、大问屋（批发店）、质家（当铺）、雪隐（厕所）、佃煮（加酱油、糖、海苔煮的小鱼、贝类）、寒天（琼脂、洋菜）、天麸罗（日式油炸食品）、海老（虾）、熨斗、瓦斯灯、蒸汽车、硝子（玻璃）、燧木（火柴）、叠（榻榻米）、国立银行、屏风师、等
    叶庆颐发现，日本虽然使用汉字，有大量汉字词语，但含义往往不同于中国，即所谓“日本与我国有同文而殊解者”，故不可对其望文生义。叶氏指出：
    日本与中国，地同洲书同文，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讵知樽鸱伏猎，每多似是而非，甚令人索解不得，姑举所习知者类录存之，俾问禁问俗者作权舆，或不无小助云。（注：《策鳌杂摭》卷8前言。）
    前列130词，即为此类“同文而殊解”的日本名词。
    1887-1889年间，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往日本、美洲考察的傅云龙，撰《游历日本图经》及《游历日本图余记》。《余记》录日本名词如下：
    大审院、裁判所、内阁、银行、金库、国债、议员、协会、主任、干事、技师、课长（处长）、定员、卷扬机、中将、大尉、大佐（大校）、宪兵、工兵、军曹（下级士官之一，中士）、警察、图书馆、幼稚园、运动会、体操、物理、卫生、公园、学科、解剖、统计、写真、博士、教授、教谕（中学教师）、体操、反射、风琴、清酒（日本低度白酒）、麦酒（啤酒）、手洗所（厕所）、化妆、邮船、保险、电灯、电话、人力车
    此外还有少数日本汉字音译词：曹达（苏打）、瓦斯（煤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