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关心中国历史命运的海内外知识分子，百余年来一直围绕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历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是什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心线索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些人则认为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前者明显的是反映革命主义的思维；后者则显然关照到历史中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谁都知道，革命不是目的，它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但在激荡的革命斗争年代，一般人无暇思考更深层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提出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激烈的革命斗争年代已经过去，改革开放已经开始。这场争论很有象征性意义。
    实际上，早自19世纪末，中国启蒙思想家和改革思想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现代化的问题。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改革与建设总是无法坚持进行，迫使人们投入革命的运动。而且革命一波又一波，继长增高，席卷一切。遂使人们观念上起了变化，以为革命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革命就是一切。取得政权的政党，未尝不曾顾到建设与现代化的问题。但由于革命主义几乎已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用革命主义的思维对待建设问题，对待现代化的问题，则现代化无法走上健全的轨道。
    现代化本身的界定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我倾向于不把现代化看成是某种固定的可以具体加以描述的标准，而最好把它如实地描述为一种发展的趋向。现代化主要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向。从外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世界化的过程；从内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个性化（即个人价值--自主权利及其创造精神--逐步充分实现）的过程。我以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两个趋向尤为明显。如此观察，可以比较更深刻地、更准确地把握现代化的实质。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都是极大的题目，本文略从宏观文化的角度，力求揭示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人们对这种大趋势的认识的曲折历程。此前，尚无人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阐释，笔者甚望就此引起讨论和批评。
    一
    世界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逐步拓展而发生的。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各个国家之间，由物资交流而人员往来，进而发生文化的交流。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世界化首先是对外开放，只有开放了，才会有逐渐发展的相互交流（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其次，在交流的过程中，对外来的东西有所吸收，固有的东西则有些向外流传。第三，外来的东西与固有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碰撞，多次碰撞之后，有些可以互相化合，有些因碰撞而互相砥砺、磨洗，从而各自更加显出其固有的光彩。第四，化合了的或固有光彩更加显现的东西，就会构成新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开放起初是被迫的。因此，中国人对世界化趋向的自觉意识颇经历一番曲折，发育迟缓。从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口通商，数十年下来，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世界化的趋势和自觉地去适应它。绝大多数人仍为朝贡体制的天下观所束缚，仍不肯以普通国家间的关系来处理对外事务。为了外国使臣晋见中国皇帝的礼节问题长期争持不下，绝大多数中国官吏都坚持须跪拜始能晋见。对于外派使臣，他们更以为是将朝廷重臣放逐蛮邦，有类于人质。李善兰在其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一书出版序言中，竟然说：“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显哉？”（注：转引自王扬忠：《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第8页。） 可见一般士大夫的观念，仍未摆脱古代朝贡体制下的思想框架。
    在官吏阶层，除了后来出使外洋的郭嵩焘、薛福成等较具世界眼光之外，在国内重臣之中，大约李鸿章算是较早产生世界意识的人。他对于创办同文馆，建江南制造局，派幼童留学，或为倡首，或为赞助，皆有大力。他在同治朝最后两年已主张不必坚拒外使晋见，“礼与时为变通”（注：李鸿章：《奏复洋人恳请觐见应予开导并酌定礼节一案大概情形》（同治十二年四月五日），载《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0卷，第5页。），可以不必拘执跪拜之礼。他意识到当时所处时势“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注：李鸿章：《奏陈方今天下大势及分条复陈练兵造船筹饷各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载《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9卷，第13页。）。此话成了后来人所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更可贵的是，他认识到，泰西各国富强，“皆从各国交好而来。一国的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智识愈开。国家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新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6卷，第13页。） 这是对世界化的一种积极的姿态。
    中国人对世界化发生自觉意识，第一个重要时期是戊戌前后到辛亥前后的十几年中。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正是看到了世界化的大趋势，所以极力主张变法以应世局而图存求强。他早就明白今之列强，非古之夷狄。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第222页。） 他的学生梁启超则认识到：“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邦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注：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7页。） 当时由维新派主办的《湘报》上，相继有两篇文章激烈鼓吹中国应一切效法发达的西方各国，追步世界进步潮流。易鼐著文称：“若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使敦槃之会，以平等待我，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2号。） 另一位激进的维新志士樊锥则认为，中国应该“一切繁礼细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注：《开诚篇》（三），《湘报》第24号。）。这听起来极像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全盘西化论”的思想。其实质，我以为就是对世界化大趋势一种急激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