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简单的学术回顾
    任何知识或学问，都是一个累积过程。历史研究也不例外。一部史学著作，倘若不是宣传性的普及读物，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它的存在价值恐怕就在于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增进了知识的累积。而判断一部史学著作是否具有如此的学术价值，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它放在学术史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这对探讨一个已为学术界共同关注、并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历史对象来说，尤为必要。梁启超研究便属于这一范畴。因此，在平议郑匡民君的《东学背景》之前，有必要先对其所探讨的问题做一简单的学术回顾。
    顾名思义，《东学背景》是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系由作者的博士后论文修改而成，历时7载，共7章，计27万字。该书第1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和他流亡日本初期的处境做了扼要的考察。第2至第6章分别探讨了日本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和日本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和国家有机体论对梁启超的影响。第7章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
    对于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关系，以往学术界虽未予以足够重视，但并非毫无研究。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时便将梁作为一个重要案例。如中村忠行在研究日本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就曾对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和政治小说的创作及其文体与明治日本的关系做过深入分析，认为梁的“新民体”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有深厚的日本根源。（注：中村志行：《中国文に及はせる日本文の影响》，（台北）《台大文学》第7卷第4期，1942年12月，第214-243页；第7卷第6期，1943年4月，第362-384页；第8卷第2期，1943年6月，第27-85页；第8卷第5期，1944年11月，第42-111页；《〈新中国未来记〉考说--中国文に及はせる日本文の影响の一例》，（日本）《天理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49年5月，第65-93页。按：本文所介绍的有关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日文论文，若未译成中文，均系从相关论著的引注中求得，未加核对和阅读原文，若有不确，请有关学者批评、纠正。）此后研究梁启超政治小说和文学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的论文还有大村益夫的《梁启超おょひ〈佳人奇遇〉》（《人文论集》第11卷（1964年），第103-133页）、山田敬三的《汉译〈佳人奇遇〉纵横谈--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赵景深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402页）、斋藤希史的《新国民之新小说--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文学界》（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52页）。此外，永井算己的《清末における在日康梁派の政治动静》（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1号（1967年）、第2号（1968年）。另，狭间直树教授后来也写过一篇相关的短文--《初到日本的梁启超》，载《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18-229页。），根据日方档案资料，对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宫村治雄的《梁启超の西洋思想家论--その“东学”との关连におぃて》（注：（日本）《中国--社会と文化》第5号，1990年6月。），较为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初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家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为90年代以来研究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东学背景的学者广泛引用。
    除日本学者的研究之外，一些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英文著作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虽然沿袭美国汉学家李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提出的问题，重点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因素与近代西学因素及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也尝试对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提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日本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但这些影响主要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就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来说，传统的日本思想并没有单独对梁构成重要的影响，与梁启超思想中的西学因素和传统因素相比，日本因素只是“将梁思想背景中本已存在的某些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成分结合起来，并得以加强”（注：〔美〕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5页。按：有关美国学者李文森和张灏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可参见拙文《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与张灏淡化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不同，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则将日本因素作为梁氏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加以重视，在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的第3章专门考察明治日本对梁氏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经过梁氏重新阐释之后的传统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个混合体。（注：详见Philip C.H uang,Liang Ch'ich'ao and M 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 and London：U niversity of W ashington Press,1972），pp.36-67.）
    就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而言，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的研究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注：有关狭间直树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贡献详见（日）石川祯浩著、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在该研究班的推动之下，国际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先后在欧美分别举办两次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5年，由曾经作为该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M arianne BastidBruguiere）教授主持在法国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注：有关这次学术会议和论文的简要内容，见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1996年3月。）此次会议虽然以1900年至1920年间欧洲思想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为主题，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很大部分是通过相关的日译或日文著作，因此，在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中有不少学者谈到日本对梁启超接受欧洲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如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的《20世纪初中国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日本案例的比较》（Chinese Acceptance of Social Evolution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Com parison with Japanese Case）、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来日后对西方近代认识的深化--尤其在“国家”与“国民”方面》、石川祯浩的《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高柳信夫的《1900年代中国关于“科学”的言论的几个侧面》、斋藤希史的《关于近代中国文学进化观念：白话文诞生的前夜》、森时彦的《清末知识界对西欧经济学说的接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等。此外，巴斯蒂和狭间直树教授还先后在相关刊物发表论文，就梁启超思想中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的日本渊源做了深入的考辨。（注：〔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狭间直树：《梁启超研究与“日本”》，（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