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工作，不但表明作者对日本历史尤其明治日本思想史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很有裨益的。例如，《东学背景》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溯源和特征的考察，就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在接受西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变异到底是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还是由于明治日本思想家的过滤，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中将穆勒《自由论》中一再讨论的“社会”与“个人”对立的问题转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问题，从而抽去穆勒《自由论》中限制社会暴虐、确保个人自由的主题，黄宗智在研究中最先发现，并认为这一曲解主要出于梁对国家主义的关怀，同时也是因为受了明治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注：Philip C.H uang,Liang Ch'ich'aoand M odem Chinese Liberalism,pp.72-77.）而《东学背景》在追溯明治日本西学知识的来源时，则根据日本学者土屋英雄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的这一曲解实际上另有所源，其始作俑者为中村正直，他在明治5年（1872）将穆勒《自由论》翻译成日文著作《自由之理》时，便将“个人”（individual）译成“人民”，将“社会”（society）译成“政府”。再如，《东学背景》在追溯“东学”的西学来源时还发现，明治日本在输入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理论时也有所曲解，他们有意淡化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等带有进步性的内容，将其主张国家至上的保守性一面加以发扬和利用，以为明治政府建立一个国权优于民权的国家服务。明治日本所做的这一取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思想的摄取，致使梁将国家至上的干涉主义思想奉为圭臬。同样，在接受卢梭的自由观上，由于受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过滤，梁启超也将自由的最终目标放在“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上。《东学背景》所揭示的梁启超在摄取西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明治日本的相似性，虽然不能完全断定都是因为受后者影响的结果，可能与中日两国相似或相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无疑为我们解释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特性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此外，《东学背景》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的复杂图景，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初年梁启超言论的多变和自相矛盾，也不无帮助。从作者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图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思想光谱组成的。在这些思想光谱中，既有近代西洋思想，也有传统儒学资源；而在近代西洋思想中，又有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和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之分；从对摄取西洋思想的态度来说，则有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突出中西文化之差异的“脱亚入欧”论，也有以中村正直为代表的强调中西道德同构的“东西文明融合”论。明乎此，我们对当年梁启超在积极将明治日本思想介绍到国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言论上的矛盾，也就不必过于惊讶或做一些无端臆测了。
    《东学背景》的第三个值得称道的显著特点，是“忠实于资料”的精神。思想史研究最忌不读原典，断章取义，投机取巧，作无稽之谈。《东学背景》虽然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但其研究则无不建立在大量阅读原典、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其对染启超文章与日文著作所进行的对勘比较研究，自不待言，即使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梳理，作者也阅读和引用了不少日文原典。为说明作者在收集资料上的用功之深，以及这种基于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对推进学术的贡献，兹举一例。对于发表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上的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法国巴斯蒂和日本狭间直树教授都专门发表过文章，他们的共同结论是1899年6月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并非梁启超所译，1903年10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上署名梁启超的文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实也非梁氏本人的作品，它们都是抄袭了1899年12月日本东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但《东学背景》并不囿于前两位教授的研究，为弄清梁启超所译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出自何部日译著作，作者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发现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发表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之前，该书的日译本多达6种：明治5年至12年版的加藤弘之的《国法泛论》、明治13年版的石津可辅的《国会泛论》、明治14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家论》、明治15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家论》、明治21年至23年版的平田东助的《国法泛论》、明治22年平田东助和平冢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对这些不同版本进行对勘、比较，进而发现平田东助和平冢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是当时日本较为全面和准确介绍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译本，1899年12月13日东京善邻译书馆、国光社出版的吾妻兵治的《国家学》实际上为平田本的直译，两者不但卷数和章节完全一致，而且遣词造句也十分相近。鉴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伯伦知理《国家论》时吾妻兵治的《国家学》尚未公开出版，以及平田本早在1896年即被康有为收录在《日本书目志》第5卷的政治门中，我们在阅读《东学背景》对有关伯伦知理《国家论》日译本所做的介绍之后，就有理由对此前巴斯蒂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提出的《清议报》发表的伯伦知理《国家论》系吾妻本的直译这一观点表示怀疑，而倾向于更有可能是平田本的直译。（注：按：为了弄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出自何部日译著作，《东学背景》的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但他并没有在书中渲染，在未找到确切的证据之前，也没有轻易地否定前人的研究，而是十分客观地认为“对梁启超摄取伯伦知理的学说来说，无论是据平田本，还是据吾妻本，在内容方面都不会有太大出入。”（该书，第234页）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实学风，在学术已演变为名利场的今日，实在不可多得。）此外，《东学背景》第1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了解东学的途径及梁初到日本时与日本政界的关系所做的梳理，也是目前国内论述得最为详尽的。
    总之，《东学背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忠实于资料”、“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追求，是十分突出的，它也因此深得有关学者的推许。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即称赞《东学背景》“这种研究，与那种随意性的‘断章取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的忠实贯彻，无论在什么时代，学术研究才能常常显示出它的本来意义。”《见该书“序”二，第2页）耿云志教授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匡民君此书，确是有关此一课题的最新的、最扎实和最可信的研究成果。今后凡做此项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不能不参考、借鉴这本书。这就是此书的成功和它的价值所在。”（见该书“序”一，第2-3页）这些学人的推许，实际上肯定了《东学背景》是梁启超思想研究中一部难得的原创性学术著作。
    当然，如同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样，《东学背景》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第一，《东学背景》虽然较为尊重前人的研究，对他所参考过并认为有价值的相关成果，都做了脚注，但遗憾的是未能对其所探讨的问题进行很好的学术回顾和总结。如前所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的关系，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多，也最有深度，倘若作者以日本学界为中心，同时兼顾欧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对以往的成果做一系统的清理，不但更符合学术要求，而且还可以使作者所做的研究更为有的放矢；并且，作者也是最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学人之一。其次，梁启超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史学、宗教等众多领域；从时间跨度来说，日本思想界对梁启超的影响虽然以他流亡日本初期为最大，但又不只限于这一时期，事实上直至梁启超晚年的一些著作，也有日本的思想资源。如此繁富的内容，显然不是《东学背景》一书所能覆盖，并且我们也不能做此要求，但《东学背景》既然取名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似有必要对本书所要探讨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纬度和经度加以限定，并做适当的说明；否则，也易贻人口实（注：按：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在为《东学背景》所写的“序”中，实际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相应于梁启超这种多面性的思想家来说，此书的主题本身以及研究课题当然也是广泛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有关此书主题还有不少尚待挖掘的地方。”）再者，在如何看待和估价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日本思想资源上，《东学背景》也有可议之处。鉴于这是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笔者属意留待下文专门讨论。自然，下文的讨论也就不全针对《东学背景》，希请各位读者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