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的过程中，似有必要进一步将它放到近代东亚文明转型的角度予以思考和把握，而不仅仅局限于就梁启超论梁启超。东亚各国的历史和国情虽然不尽相同，但相对于欧美西方文明，大体又有着相似或相近的道德和价值取向，构成与西方文明有别的东亚文明共同圈。因此，20世纪之交梁启超糅和西学、中国传统和日本东学，创造新学的过程，不止是他的个人思想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东亚文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回应，以及东亚文明向近代的转型，深刻揭示了世界近代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梁启超在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他本人就有很强烈、很明确的东亚文明意识。他流亡日本之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清议报》的宗旨，除了激发中国“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说”之外，便是要“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注：《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1页。）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明不止是中国一国的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代表和象征。梁曾这样明确宣称：“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同时，在他当时对“黄色人种”、“白色人种”、亚洲与欧洲之大势所做的大量表述中--不管这些表述是祖述当时日本人的观点，还是直接受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我们都可感受到梁启超对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历史命运的深沉关切和他的世界意识。因此，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知识、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思考梁启超当年所做的工作对近代东亚文明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启示，从而也可引申出我们对明治日本思想文化进行深沉的反思，而不再拘泥于单向考察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总之，倘若我们能将东亚文明意识自觉地带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之中，必将使这一研究更有思想性，也更有价值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