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国内发表的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成果，有些固然不乏分析性和思想性，但其存在的缺陷更为显而易见。其一，受语言或资料条件的限制，有关学者在讨论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的关系时，很少阅读和利用有关日文资料和文献，大多只是根据梁启超本人的文章进行阐发，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很难深入堂奥，有些分析难免流于表面，甚至与史实不符。其二，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研究极为零碎，多为偶然之作，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国内已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的研究成果相比极不相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以来，国内发表的与梁启超有关的论文多达千余篇，其中80年代之后发表的论文不下500余篇，但探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论文只有寥寥10余篇。再从出版的著作来看，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有关研究梁启超的著作多达30余部（注：其中传记性著作17部，较有参考价值的有：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专题研究著作19部，其中探讨梁启超学术史研究的有：易新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蒋广学《梁启超与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研究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有：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研究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有宋仁主编《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研究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有刘邦富《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研究梁启超家族史的有：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恕不一一列举。），但没有一部著作以研究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为主题，并且在所有这些已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因此，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匡民君的《东学背景》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思想与日本关系的著作，其选题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东学背景》平议
    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界关系的专著，《东学背景》除了选题有价值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内容充实，有相当深度，具有以往国内这方面研究所没有的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东学背景》的作者曾在日本留学10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本身就有很深的“东学背景”，因此，《东学背景》在将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进行链接的过程中，不同于以往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格义附会的平行比较研究，代之以有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注：按：关于在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中采用以事实为依据的“影响研究”方法，这是桑兵先生对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一书所做的评价（详见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在笔者看来，《东学背景》也有这个特点，故加套用。但笔者对“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两种方法，并不持有桑兵先生那种优劣观--认为“影响研究”一定优于“平行比较研究”，而更愿意持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态度，相信这两种方法在研究中外思想文化关系方面各有其价值，不但互不排斥，且可互相补充；即使对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东学背景来说，也是如此。）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著作进行缜密的对勘和比较，从而揭示梁启超到底在哪些方面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具体又是受了哪些日本思想家和日文或日译著作的影响，以及在摄取过程中梁本人做了哪些选择和修改。通过对勘和比较，作者发现梁启超当年以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的一元化近代化理论和在摄取西洋文明方式上的精神文明优先论，以及“新民”的立国主张，深受有“东方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梁氏《文明三界之别》实际上只是祖述福泽谕吉的观点，同时将福泽谕吉的文明、半开化、野蛮三阶段论纳入其“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之中。反映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新民说》和《自由书》一方面摄取了明治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中村正直的思想和他所译《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著作中的内容，但在如何改造民众、树立新民问题上，梁并不接受中村正直所强调的儒家敬天爱人和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作用，在引用中村正直的文章时，特意对体现这一思想的文字做了篡改。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霍布士（Hobbes）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同时，梁氏有关“文明之自由”、“野蛮之自由”、“思想之自由”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江兆民自由观的翻版。梁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文中所表达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见解，直接受明治昭和时期教育家和政治家高田早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及日本政治学者浮田和民《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的影响，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纯属防范与自卫性质，并不具有明治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所具有的那种进攻性和侵略性。梁启超放弃卢梭天赋人权说，宣传强权论，基本上又只是祖述日本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加藤弘之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梁又用他所熟悉的公羊“三世”说理论，描述加藤弘之有关强权经由“偏颇的进步”向“遍通的进步”，最后形成“宇内统一国”的发展过程。《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研究，具体而微地揭示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前国内学者单纯依靠中文资料进行研究所不能企及的。就此来说，《东学背景》堪称一部可与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接轨的学术著作。
    《东学背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或日译著作进行细致而艰苦的对勘研究外，还以近乎一半的篇幅，对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诸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启蒙思想家的生平、著作、思想渊源和地位，以及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国家主义思潮的演变等，做了深入的梳理和论述。阅读《东学背景》这一部分内容，令人有一种在读一部明治日本思想史的感受，我们从中可对构成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的思想脉络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对梁启超启蒙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福泽谕吉是一位倡导“脱亚”论的明治启蒙思想家，除了受幕末“丰后学”这一派学术的影响之外，其西学渊源主要来自他几次对欧美的访问，其中《西洋事情》为福泽谕吉访问欧美的一个总结，《文明论之概略》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基佐（Cuizot）的《欧洲文明史》，《劝学篇》则以韦兰德（W ayland）的《伦理学原理》为蓝本编写而成。中村正直则是一位主张“古今中西道德一致”论的启蒙思想家，其西学知识直接来源于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他的两部对日本思想界和梁启超思想产生影响的日译著作《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均为19世纪英国思想家的著作，前者译自英国人斯迈尔斯（Sam uel Smiles）的《自助论》，后者译自英国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中江兆民系明治时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一位代表人物，其西学知识主要来源于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以宣传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式自由主义为己任，有“东洋卢梭”之美名。加藤弘之系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学家和教育学家，其思想演变以1881年为界，经历了由服膺卢梭天赋人权说到服膺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转变过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则经历了明治之前“国富”派与“国强”派的分野到明治初年“国权”派与“内治”派的分野，以至后来演变为主张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改进党”派和主张欧陆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派以及倾向国家主义的“帝政党”三派的分野。明治时代的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更是五花八门，首先是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启蒙思想家中即埋藏有日本亚洲优越论和主导论的思想，至中日甲午战争后，则有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以及望月小太郎、高田早苗、泫本诚一等所提倡的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论。并且，在介绍这些明治日本思想时，作者并没有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它们曾对梁启超启蒙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便一味地肯定，而是同时注意到明治日本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因子。譬如，作者对明治以来日本国家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日本亚洲优越论和主导论的思想就持冷峻的批判态度，尖锐地指出这是“急速奔跑在‘成功’途上的日本的悲剧”（见该书，第176页）。在考察明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作者一方面肯定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欧陆式自由主义在打破传统特权、鼓舞人们改变现状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深刻地指出其存在的“集体实在论”倾向隐含着只重视政权、集体全体权利和“积极的自由”，而忽视个人“私权”和“消极自由”的巨大危险（见该书第141-149、158-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