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对梁启超受众多明治日本思想家和明治日本社会风尚的交叉影响，《东学背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在考察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作者常常提醒梁启超同时也受到其他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但惜乎未做具体分析。
    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将梁启超视为明治日本思想的简单的抄袭者或被动的接受者，还是将他看做一位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有些学者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与日本的关系时，由于片面强调日本因素，忽视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其他思想资源，往往单向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将梁视为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体，而比较忽视反向考察梁启超作为一名思想家所做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狭间直树教授在研究中似乎就持前一观点，他曾在《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日文本的序言中这样强调：“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笔者以为，将梁启超说成明治日本思想的被动受体或抄袭者，这是对梁启超思想的进一步简单化，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一研究的思想和学术意义。事实上，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作为一名启蒙宣传家和思想家，他在摄取日本明治思想过程中，无论是抄袭，还是客观的介绍，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和需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知识背景加以取舍，甚至进行刻意的修改和创造性的阐发。例如，尽管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系抄袭平田的《国家论》或吾妻的《国家学》，但在抄袭过程中梁却对译本做了大量的取舍：对日译本中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的有关叙述欧洲立宪制度演变历史的第3卷第4章和第4卷第3章以及第5卷《国家与教会》删去未译；对日译本中第2卷《国民与国土》有关民族与国民、国民与社会部分的内容，也由于梁当时认为“Nation”（族民）与“Volk”（国民）的区别没有意义，反而会引起混乱而被删去；同时因为当时梁在政体选择上尚犹豫不决，因而有关对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的分析也被删去；而在1903年梁启超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后，许多被删去的内容又在他发表的《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重新补上。（注：详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按：巴斯蒂教授所做的这一研究，实际上否定了她在论文中提出的梁启超在摄取明治日本思想中只是“不折不扣抄袭”或“丝毫没有他的个人创见”的观点。另，《东学背景》对梁启超所译《国家论》对日译著作的取舍及其原因，也在巴斯蒂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详见该书第234-268页。）又如梁所翻译的明治日本政治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过时，它们的意义主要是为梁提供了一种新的宣传工具；并且，在翻译日人柴四郎《佳人奇遇》时，梁除了在康有为的压力之下，将小说中体现反清思想的文字删去之外，还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其中宣传大日本侵略主义思想和有辱中国的文字做了重大的修改。（注：详见王宠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26-129页。）再如，根据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西洋人物史传，诸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虽然几乎是相关日文著作的翻译，但这些史传在经梁的翻译和加工之后，“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著作”（注：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页。）。根据台湾学者黄克武的研究，梁启超笔下的康德虽然以中江兆民所译法国学者富耶（Alfred Fouillee）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也非后者的简单复述，不但译介的内容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还充满梁个人所做的阐释，既有康德、富耶、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子，也有佛学、儒学等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注：详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页。）根据大陆学者蒋俊的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虽然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但同时也非简单地摘取其中的某些观点或*1译个别章节，而是着重于融会、改造和创新，进而为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辟出一条蹊径。（注：详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不但如此，即使对文章中出现的一些日语词汇或术语，梁也有所鉴别、批判和创新。例如为避免日语“经济”（Political Econom y）一词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经世济民”、“经世济俗”含义相混淆，梁在文章中便曾以“富国学”、“资生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取代日语中的“经济”一词（注：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1页。按：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文章中，梁启超偶尔也使用日语“经济”一词，但为避免与传统典籍中的“经济”一词含义混淆而产生误解，在使用时有时加了注释。）；梁在文章中采用日语“论理学”（Logic）一词，则是他在比较中国旧译“辨学”和严译“名学”的优劣之后所做的一个择善而从的选择（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页。）；梁文章中所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词，系他在综合日译和西文原意基础上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创新，梁曾解释道：“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吾今隐木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0页。）至于梁文章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表述，又是他对社会学术语中日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严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做的一个综合（注：《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3页。）；对于日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梁启超更是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发表有名的《释革》一文，批评日语中的“革命”一词未能正确地传达近代西方所说的“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而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以暴易暴的易姓革命相混淆，主张以“变革”一词取代日语中的“革命”一词（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0-44页。）。总之，梁启超文章有所本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宣传家，或是丝毫没有个人创见的思想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代“舆论界之骄子”，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有关明治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研究，实际上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受体的梁启超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二是作为主体的梁启超在摄取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主要侧重第一层面的研究，对第二层面则未予足够重视。《东学背景》对梁启超的主体性一面虽然有所关照，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梁启超在摄取东学过程中所做的一些有选择性的取舍或修改，但总的来说，主要还是以考察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为主，对梁启超的主体性一面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