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看待日本因素
    梁启超启蒙思想曾受惠于明治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学术界迄今未予重视，展开讨论，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之下。
    笔者以为，就如何看待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这个问题来说，首先须处理好日本因素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关系。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西学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以及两者在梁启超思想中的紧张感，比较忽视日本因素，的确有其局限性。但有些学者走向另一极端，只讲日本因素，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把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非惟一的来源，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思想因素和梁氏通过明治日本之外所获得的有关西学知识，诸如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报刊杂志所介绍的西学知识，严译西学名著，以及梁启超本人亲自游历美洲、澳洲、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观感，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影响，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国际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也对梁启超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所应注意的。以20世纪初的梁启超新民说理论来说，虽然如《东学背景》和其他学者所说，是受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但将梁启超的新民说完全归诸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结果，未免失主简单。众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时期即已提出的一个口号，其中又以严复的阐述最为透彻。而严复当时提倡“新民”说，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根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此外，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的讨论也唤醒了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新民”重要性的认识。（注：有关戊戌时期新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有关维新派对国民性的反思请参见拙文《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戊戌时期梁启超虽然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但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也是完全认同的，他本人在发表《变法通议》之后，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的通人魁儒对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注：《经世文新编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有关梁氏新民思想的演变请参见拙文《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虽然梁当时所说的“新民”，与他流亡日本之后所讲的新民有不同内涵，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继承关系。并且，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除了是戊戌时期“新民”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即受严复和西方社会有机体论思想的影响外，其实与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注：详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所说的“修齐治平”、“人存政举”，便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它们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学习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主张，分明有着相通之处。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在宣传新民理论时，也明确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文中，梁便将《孟子》所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的古训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而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则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警句。在他所著《新民说》的各篇文章中，梁除大量引用西方和日本的历史事例以及思想家的言论外，也常常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摘引相关言论或历史故事，以阐发他所提倡的新民理想的意义。例如在《新民说·论自尊》一文中，为宣传福泽谕吉“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思想，梁就援引了伊尹、孟子、庄子、杜甫等人的相关言论。所有这些事例，无不表明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有着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再者，就非思想因素来说，20世纪初梁启超之所以热衷于新民说理论，又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戊戌政变后，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失败，梁成为一名纯粹的启蒙宣传家，新民理论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宣传主题，正如梁本人在1903年为他宣传新民说所做的辩护中所说：“吾以为新闻记者之责任，其必在于新民也已。”（注：《答飞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43页。）我们看到，随着梁启超的兴趣重新转向实际政治活动，在1903年游美归来之后，他对宣传新民理论的热情便大为减弱，到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便完全放弃新民理论的宣传，在《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发表《论民气》一文之后，终止了《新民说》的写作。笔者以为，日本因素在梁启超新民说理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梁启超原有的新民思想；二是为梁启超所要塑造的“新民”形象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料，如果没有“东学”背景，梁氏当时要写出那部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是难以想像的。
    当然，对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学者来说，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但倘若在论证或表述过程中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完全归诸日本因素，不对其他因素予以适当的关照，这就将梁启超的思想简单化了，并且其所建立的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那种单向度的紧密关系也很难令人信服。就此来说，《东学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再者，在处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东学背景》和其他一些学者采用近似“学案体”的方法，将梁启超思想与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亦须谨慎为之。事实上，对于如饥似渴汲取新知识的梁启超来说，其思想不可能只简单地受某一具体思想家或某部著作的影响。以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思想关系来说，后者无疑在文明论方面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同时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指出的那样，文明论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共同话题，梁所置身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已不再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所标榜的“文明之精神”时代，而是早已经过加藤弘之、陆羯南、德富苏峰等“社会进化论”、“国民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过滤的时代，因此，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影响的，自然不限于福泽谕吉一人，并且，梁启超的文明论自然还会与福泽谕吉有所区别。（注：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95-119页。）同时，《东学背景》在探讨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启蒙思想关系时，只讲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又会存在可能忽视梁启超在其他方面也受过福泽谕吉影响的危险。这在作者讨论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与梁启超思想关系的时候，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再如，《东学背景》和一些日本学者都注意到梁启超20世纪初所写的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论文，大多以中江兆民《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将梁启超此类文章都归诸《理学沿革史》，可能又会忽略其他日文著作的影响。至少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明确表示该文的写作除了参考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之外，另参考了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边沁原著Theory of Legislation、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和《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磨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和有贺长雄著《政体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46-47页。）梁氏所列的参考书可能有标榜的成分，但他所写的文章和思想不只受某一日本思想家或日文著作的影响，却可能是真实的，值得认真对待。并且，除了受日本思想家和日文著作的影响之外，梁日常所接触的明治日本社会及其风尚，也必然给他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例如当时的日文报刊杂志，便是梁启超吸取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梁在1899年12月所写的《汗漫录》中就提到他初到日本，通过阅读报纸，接触了解日本的情景，自谓“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后来，他在所写的《双涛阁日记》里，也将“读报纸”列入他每天的功课之一。（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第2-40页。）此外，梁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明治日本社会风尚对他的影响，他后来曾这样描述对日本社会风尚的感受：“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躐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注：吴其昌：《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因此，在考察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日本思想家及其著作与梁启超启蒙思想之间关系的同时，适当关照日本思想界其他一些人物和著作乃至当时日文报刊杂志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和风尚对梁氏思想的交叉影响，这不但会使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更有立体感，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真正来源，或许还会有新的意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