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先生像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当然大家熟悉的还是鲁迅这个笔名，若没有他“弃医从文”的决定也不会有鲁迅的流芳百世。关于他为何弃医从文，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个大概了。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鲁迅后来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就是说鲁迅是为了用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才放弃学医的。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鲁迅? 我们先从鲁迅到仙台学医的经历说起，此前鲁迅没有接触过医学，至少是对西医一无所知。在此前的少年经历中，为治父病，他和中医打过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并由此对中医始终抱着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当初他不是为了学医而留学，而是为了留学而学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一是有准备有目的地去求学，一是为了留在国外学习一种知识技能。至少可以这么说，当初鲁迅到日本还没有抱定要学医的决心。 鲁迅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专，他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至于他选择学医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 从一个异国的学生角度，鲁迅在仙台感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藤野先生。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回忆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在辗转听说鲁迅过世的消息后，写过一篇《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请看藤野眼中的鲁迅： “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专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有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专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请注意这里面的几个关键词：鲁迅“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学习上大概很吃力”，“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笔记有“漏记、记错的地方”，同学“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最主要的是这样一句话：“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当年的学习成绩。 鲁迅当年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7门功课平均分65.5,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见周启明著《鲁迅的青年时代》)。客观地讲，在一百多名同学中名列中等，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如果换了一个混文凭的学生，这种中等成绩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作为心高气盛、志向远大的鲁迅能接受吗?他肯定付出的比别人多得多，日语还不很流畅，年龄相对较大，但是成绩平平，在一所二流学校得到二流成绩，这不能不让鲁迅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医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吗?是他最擅长的吗?学医是最有出路的吗?放弃学医而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学医无望是他决定弃医从文的直接诱因。 即使上面的这种成绩，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狭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同学的嫉妒。他们翻检他的笔记、写匿名信，语含讥讽，怀疑鲁迅的成绩是因为藤野漏题给他，在这种环境中，鲁迅自然愤恨难忍，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对环境的不适应是他放弃学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收入高却不纳税 学者陈明远曾给鲁迅的收入状况，算过这样一笔帐：鲁迅前期(1912-1926)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务员，1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28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2万元人民币。中期(1926-1927)在厦门、广州做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万元人民币。后期(1927-1936)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9年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52万元，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 不管是摆在今天，还是放在当年，鲁迅无疑都属于高收入人群。以猪肉购买力为标准，1916年1月份，鲁迅的薪俸300银圆，在当时可以买到1346千克猪肉——2015年8月份全国猪肉均价约为28元/千克，也就是说，在2015年的8月，只有月收入达到3.7万者，才能与1916年1月份的鲁迅购买力相当。 那么，问题来了：鲁迅的收入这么高，在当时，他每个月要缴纳多少“个税”呢? 答案是：鲁迅几乎不纳个税。鲁迅1912年“参加工作”，1914年，北京政府效仿日本，颁布了一份《所得税条例》，拟对个人的薪资、放款存款利息等开征所得税。但因种种阻力，这一条例长期被束之高阁，唯1921年曾以先行征收官吏俸给的形式，勉强实施过一次， 结果仅征得10310.67元，成为笑谈，旋即中止。此次短暂征收采取官俸先扣再发的方式，鲁迅身为教育部公务员，自然避不过。但此后直至去世，鲁迅都没有再缴纳过个税——从1922年到1936年，北洋及国民政府虽然一直都想要征收个税，但毫无进展，唯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对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但鲁迅没做过国民政府公务员，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也就是说，自 “参加工作”直到去世，除了在1921年缴纳过不足25块银元之外，可以说，鲁迅的收入虽高，却没有缴纳任何个税。 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没有来得及为抗战缴纳个税。按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的个税税率标准(以月收入30元为起征点，税率采超额累进制)，并以1927-1936年间鲁迅的月均收入697元为参考，则鲁迅每月需缴纳个税约33.5元。鲁迅当时的697元，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也就是说，鲁迅若未去世，则在抗战爆发时，月入4万元的他，每月需缴纳1922元个税。这个税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重。所以，国民政府当日曾公开宣传：“政府之目的，不在税收之多少”，而更看重该税的政治意义：“所得税之施行，正为培养我民族道德极佳之工具，吾国民是否愿爱其国、能爱其国，将以是卜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