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称帝及其改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的悖论，此后2千多年里，任何王朝，都没有逃脱西汉帝国谱写的命运。
王莽改制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以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为新朝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王莽即“新太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于公元8年腊月至公元23年十月初六在皇帝位。即位后的王莽在这种情况下，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王莽改制不过是场“文字狱”？ 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的诸侯王叫做“公”，又依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名称全数改变，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 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叫太尉，县令长叫宰，御史叫执法……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全部都改，改长安叫常安，长乐宫叫常乐宫，未央宫叫寿成宫。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改，一改再改，以致“一郡至五易名”，然而，改到最后，还是叫原来的名字。因为官吏和老百姓根本都记不住，所以，朝廷每次下诏书的时候，就不得不用它原来的名字附在新改的名字后边。比如，诏书说到“新平”，就得在后边附上“故淮阳”;说到“陈定”，也得在后边写上“故梁郡”。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影响效率，造成浪费，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无任何益处。 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王莽掌权后，为表现其“威德至盛异于前”，便改变了平等友好的态度，他命使臣收缴了西汉时发给匈奴的“匈奴单于玺”，而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玺”，表明王莽降低了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以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的新朝诸王同样的地位，从而使匈奴成为新朝的附庸。这自然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平静多年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但不采取缓和措施，反而变本加厉，下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非常滑稽又匪夷所思的“降奴单于”，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就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 同时，王莽遣使四出，把四方的少数民族纷纷由王改为侯，收缴印章，改变名号。这还不算完，王莽布告天下，改高句骊国名为“下句骊”，改匈奴为“恭奴”，单于改叫“善于”。这，简直就是脑子进水，没事找事，也只有王莽才能想得出来这些名号。这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不但起不到树立新莽王朝权威的作用，反而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王莽的文字游戏终于玩的过火了，匈奴开始侵扰边塞，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 王莽在位期间其它的一些改革措施，也与他的文字游戏一样，但往往只注重形式，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根本不考虑是否会扰动民众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