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无论皇帝在与不在，政府官员各司其职，各项政务按部就班，社会运转有条不紊，形成了“神明自运”的统治局面，皇帝无须事必躬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明朝灭亡以后，社会还在有序运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

万历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人们常说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免官员”， 导致“官曹空虚”，造成政务荒废。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放到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这么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给事中)，并非干实事的官员，在党争的背景下，言官是党争的先锋和口水战的主力，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和口水战，十分有效。此外减少言官数量，对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分析我们弄清了万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虚”的真实原因，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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