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中央政府卫队兵是军人，受军法约束。卫队兵的职责是守卫中央政府机关，而如果你要硬闯，从理论上而言，卫队兵是可以开枪将你击毙的，否则试问：卫队兵手中的枪，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就仅仅是摆设?——当然不是摆设。卫队兵的枪，是应急用的——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开枪——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是一样。

而且也不要忘记：1926年，催泪弹、橡皮子弹尚未问世。

我于此，不妨插个话：假设读者你喊着“打倒冯某人”的口号、手持“削尖的木棍”、硬闯我的家，我会怎么做?——我会毫不犹豫、当场开枪打死你。而且我还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叫：“正当防卫”。

更严重的是，当天游行的队伍，还在事前组织了“敢死队”。对此，李星华在其文《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转述其父李大钊的证言，是这样说的：

“…………。为了提防军警动武，许多人将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

可见，李大钊自己说的：游行队伍不但有”敢死队”，而且“敢死队”还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这叫什么?这叫“硬碰硬”。

你让一群不怕死的强壮青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去和全副武装的卫队兵去“硬碰硬”，事态能不恶化吗?

而更多的证言显示：游行队伍不但试图硬闯执政府，而且在硬闯的过程中，还喊出了暴力的口号。

在这一点上，现场的目击学生，有这样的证言，也收录在《三一八运动资料》这册史料中：

“…………我一进执政府大门，就拼命向前挤…………忽然听到群众高喊：打进去!这时又听见卫队长叫：准备!………只听到枪声、子弹声、叫喊声…………”

清华大学这名学生的证言，记录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游行学生喊出了“打进去”的暴力口号、并直接引发了卫队兵失控开枪。

而北洋执政府卫队这边的证人，则更是直接指控：游行队伍对执政府卫士进行了施暴、因而直接导致了卫队的开枪。

对此，当年的执政府卫队军械员邱霖，事后有这样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当学生涌向临时执政府的时候，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殴打(执政府卫队)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

如果邱霖的证言属实，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示威的学生不但骂卫队兵是“狗”，而且还用棍子殴打士兵的脑袋。

在此，我又忍不住插话了：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卫兵的地方，基本上都竖立着一个“卫兵尊严不容侵犯”的警告牌。不信，读者您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血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发表了《通缉令》(即《临时执政令》)，这份《通缉令》的行文如下：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散步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御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省长官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以儆效尤，切切此令…………。”

各位读到这里，我想，事实真相是呼之欲出了：在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有一部分激进学生手持削尖的木棍、口喊暴力口号、冲击中央政府，并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警卫队开枪。

这就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所隐瞒了的真相。

当然，北洋卫队兵在未经鸣枪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枪杀人，这样做，应该也是不对的。

“一个巴掌打不响”。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纠纷升级的过程当中，通常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双方的责任大小有所不同。责任全部归一方、而另一方完全无辜，这种纠纷案件是很少见的。

许多人似乎都懂得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可是一到了读史、写史的时候，这个常识往往就失灵了。为什么?这个也许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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