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环环相扣，气势逼人，欧阳修由人之常情为论证的出发点，认为唐太宗纵囚之事，不合常情，有策划作秀之嫌。“上头”的人料想囚犯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囚犯们料想“上头”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因为这样便可使太宗享有贤君之大名。上唱下和，共欺世人，不过如此，哪里有什么恩德诚信可言呢?

死囚们压对了宝，这批人全部得了“隆恩”，免死了。《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新唐书·刑法志》亦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作为更为原始的史料，《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其实，死囚在九个月内乖乖回归并没有潜逃实在是迫不得已。清代大儒王夫之对此有过分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从王夫之论证可见不是囚犯不想逃，他们是无处可逃。这事如此大张旗鼓，说是无人监视，实则下面官员必然早就严阵以待了。另外，如果真的逃走，亲戚朋友必受牵连。如此布置，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此，王氏最后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

无论如何，太宗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主，是没有问题的。有意思的是太宗纵囚是有德明君的作为也好，是沽名钓誉作秀也罢，他并非第一个纵囚的君王，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清儒赵翼的《陔余丛考》，其中有一篇叫《纵囚不始于唐太宗》，共举后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笔记所记官吏、皇帝纵囚之事共二十余条，其中皇帝纵囚的，还有元世祖忽必烈。《世祖本纪》云：“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相比唐太宗，元世祖忽必烈就小气多了，杀人者不纵，非死罪者，虽然都回来，赦免的也不过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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