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现在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位德国传教士(耶稣会士)汤若望神父编著的。

汤若望(J. A. Schall vonBell，1591-1666)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1620年来到中国(澳门)，崇祯二年进入北京，不久又去西安传教。1630回了北京，那时侯钦天监教士邓玉函已死，他就顺理成章的(顺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之理)的继任下来，工作则是帮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可惜由于明朝的灭亡，这本历书没有能发挥效用)。他还会制造天文仪器，获得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另外据说还监造过20门大炮。

接下来就是战乱了，到了1644年，满清人入关;清兵进了北京城后，到处圈地、赶人。连汤若望所躲避的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明万历三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此地创建，多次被毁，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年新建)都让人端了，不仅人被赶出来而且还被丘八爷们命令里头的东西也必须在三天搬出去，否则就要动家伙了!于是他只好上书恳请。理由是里头有未竣历书版片、天象仪器、书籍和教堂礼器等，三天根本搬不完，而且这教堂一旦损坏就很难修复了。可能是天主恩赐吧，居然让摄政王多尔衮看到了他的陈条，而多尔衮也大发善心第二天就允许汤若望等人回天主堂住，还勒令士兵不得进入。

这一来汤若望就和满清的上层搭上关系了，其后几次入宫讲解历法，同时献上了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由于清廷当时很需要新的历法，所以他所制作的新历在实验成功后于顺治二年(1645)得以颁行施行;

而汤本人也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五品官)。而这仅仅是他在北京城里走红的开始。

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除了传教和为朝廷研究天文学外还大多擅长医术，因为从吸纳信徒的角度讲治好一个病人比施舍一百个穷人更有效率。汤若望也精于此道，在贵族向他求助时;一方面悉心治病，一方面传播教义。这一手法果然奏效，到最后连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也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而年轻的顺治皇帝也对他极其崇拜，先后赐下“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还赏给他很多金银绸缎等财物并且称呼他为“玛法”(爷爷)!到后来甚至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

汤的名望从那时起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如果顺治的时代能够再延续上个二十年，他大概带着无上的荣耀去见天主。因为早在1654年顺治皇帝就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到了1660年，汤还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表示在行弥撒时，要祈祷上帝保佑“吾君为尧舜，绵国祚于无疆”。

可惜顺治在二十四岁上就得天花死了，临死还不忘问问他的“玛法”到底应该立哪个儿子作为新一任皇帝。汤若望禀着科学精神回答说应该传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因为天花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救，而且越大出越危险，玄烨既然出了，从概率上讲应该比其他未出过的皇子们更有希望长寿。顺治得到他所信赖的人的回答后立即同意了，不久，玄烨成为了清的第三任皇帝。

康熙初年没亲政时，汤还曾为他讲学，向其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不过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时顾命大臣中的中坚派(鳌拜和苏克萨哈)已经开始连手打击皇帝周围的权利集团了!首先他们迅速将宫里自顺治末年以来激增的太监尽数赶出，只留下一千名下等仆役。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向汤若望下手，因为他一直以来为太皇太后所倚重，加上为官多年，即使无意培植却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不过汤若望的小辫子可不好抓。这老头是个以清心寡欲的传教士外加深受宠信，一旦扳不倒他，很可能反被他打倒。所以无论是当时羽翼未成的鳌拜还是一贯极端仇视基督教，被称为“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汤若望传》)的苏克萨哈都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汉官杨光先出面。

杨光先在明朝时曾经被充军到关外，明亡后和搭上了鳌拜。他代表了当时钦天监族对汤若望所取得成就嫉妒不满的那部分官员;而且他其本人也对传教士有一种从骨子里来仇恨。他早在顺治十七年就曾向汤发难，写了一篇《辟邪论》呈交礼部;不过和顺治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对其的攻击一样无效。因为无论是事实还是皇帝的态度，全倒向汤若望一边。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杨背后有强力的支持者，而汤则失去了保护人。

杨光先这次参奏汤若望的罪名中首先一条是在新的历法书上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对国家的侮辱。再有是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有诅咒亡国的嫌疑。而最恶毒的一条则是在荣亲王葬礼时不选用正五行而采用洪范五行，导致在不利于母的时间下葬!而恰巧的是其母董鄂妃也在其后不久死去。这个罪名可以说很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是如何的伤心欲绝，甚至改信佛教，在宫中大兴土木的做法事;甚至可以说顺治的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董鄂妃的死。以汤当时的身份地位，前两条还只能说是“事”，算不上“罪”。而这一条如果坐实，那谁也救不了他了!另外杨光先还攻击基督教教义邪恶、新历错漏百出，要求将汤凌迟处死!

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诬告!关于在下葬时采取洪范五行而不是正五行，应该为此负责的是礼部尚书恩格里。汤若望在获悉后立即上奏，并且恩格里本人也被革职充军了。而新历早在顺治二年八月的日食时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一起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结果是惟新法准确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而大统、回回历法都不准。

不过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所有的客观事实就都不作数了，而那时汤若望已经中风了，身体无法动弹，甚至不能说话，无法反驳，只好由其弟子比利时人南怀仁为之做答。看来汤似乎是躲不过一死的命运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审理汤所注历书问题时;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汤在历书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六分)。而杨光先等汉、回天算家也预测了，只是时间有所不同。为了验证到底是谁对谁错，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天算家会聚起来，准备亲眼见识一下几种历法的准确程度。如果这一次汤若望不能证明自己的预测正确，那即使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也将被处死!

回回天算家们的预测时间大约比汤若望的早半小时，而杨光先等汉官的预测则早了一刻钟左右。无论他们中哪一个预测准确，汤的下场恐怕都会很惨。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当预测时间到来时，太阳依旧好端端的挂在天上，没有一点出现日食的意思。西洋历法这一次似乎又要取得胜利了。然而在就汤预测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负责通报时间的官吏就宣布：“现在是汤若望预测的时间了!”

三百多年前，在紫禁城里，一个绑着锁链、呼吸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版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可他未必想的到，竞争对手竟然不甘心失败，想出了早报时间这种阴险手段来把他也拖入失败者的行列。——这明显是个阴谋，通报时间的小吏如果没人指示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而唯一有可能这么做的人只有预测失败的汉、回天算家了。

可世界上总有所谓“奇迹”发生，就在宣布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的同时，天空中出现了阴影，不是有云彩漂过来，而是真的发生日食了!现场充满了赞叹声和鼓掌，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平民早就得知了这次比赛，也一样的为汤的胜利而感到惊奇和欢呼。

这次想要陷害汤若望的人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那汤的预测就会比正确时间晚。那就证明了杨光先的论点，即新历法存在错误。而正是因为提早通报了时间，不仅使新历法再次得到肯定，还彻底击败了大统、回回历法的拥护者!

不过正象以前所说的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所有的客观事实就都不作数了。汤若望最后还是被判有罪，要处以死刑!但由于这次预测比赛的影响，加上当时北京发生了地震和太皇太后的影响，他最后保住了性命。可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还是被斩首了。九十六刻的新历法依然被废除，依旧采取一百刻的大统历。而汤也于康熙五年七月，也就是1666年8 月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了。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亦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

汤若望死后朝局也在发生变化，顾命大臣中发生了内部斗争，鳌拜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但他不久也被圈禁，权利重回皇帝手中。而康熙皇帝也没有忘记他的启蒙老师，更不会忘记那次轰动京城的预测比赛。在康熙八年八月底，也就是他消灭鳌拜后三个月，下旨为汤伸冤，而当时被处死的五位钦天监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

九月，汤的墓地被归还，遗体也被重新安葬。皇帝派遣官员前往凭吊。他的所有名誉都得到恢复(只是“通玄教师”这一称号因为犯忌讳被改为“通微教师”)。不久，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并朝中所有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这个老传教士在死去三年后终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贡献相应的回报。而那个曾经诬陷过他的杨光先，虽然一度窃取了钦天监监正之职，可由于所推算时间有误，(早在康熙七年他的推算就出了重大错误，如果按照他的推算，康熙八年就会出现两个春分和秋分。好在南怀仁根据新历法做出纠正)早就被迫上表认错了;并在汤若望恢复名誉的同时被杖流。

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九十六刻历，也就是我们一直沿用至今的农历，从新开始推行了。

观汤若望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依靠科学而非主观臆断或政治因素来办事的。这一做法使他在钦天监里得罪了包括自隋朝以来一直为中央政权效力的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一党、明大统历的拥护者杨光先等。而在宗教上，由于比较得宠基督教受到了回教、佛教、儒教的嫉妒和打击。而政治上由于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所以遭到了保守派和野心家的几乎是想尽办法置他于死地。最后这些人终于成功了，汤被他们连手陷害入狱，不久死去。可他并没有白死。他苦心研究出来的历法最终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了推广。而更重要的，他在康熙身上下的工夫没有白费;不仅教会了年轻的皇帝天文学、火器和算术这三种西方的先进科技，还使其真正了解了科学精神并尊重科学，为中国的彻底统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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