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与匈奴女子婚配，子孙繁衍，蔚为大观，自西汉以来，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
     李世民有胡人血统，无论他怎样端拱，他那帝王气象，总还有几分像胡人;李白也有胡人血统，有人说他的诗，有浮士德精神，就来自胡人。
     据说，他们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是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称拓跋魏。“李陵胡”对于唐民族形成至关重要，它开了北魏和唐两朝。
     唐民族形成，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从血缘谱系上来确认民族身份，使其历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带了好头。
     五胡效尤，追祖华夏，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

     唐民族就在这样的追祖认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环，文化中国都在进展。五胡乱华，乱了王朝，而文化中国，却使北朝胡族在汉化过程中融合了。
     对汉家的文化认同
     汉化，是文化中国主流。汉化了的北朝，也终于回到了汉人之手，于是，一个新的汉朝——隋来统一了，统一王朝，而非统一中国。
     自三代以来，中国何曾亡过?又何曾分裂?五胡乱华，可华还在，此后，更有辽、金、元、清相继入主，建立王朝，同样被汉化了。
     这样的“华”——文化中国，本来就统一，无论治乱，或者兴亡，都不曾改变，统一与分裂，乃对王朝而言，不是对文化中国来说的。
     我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衰，就因为在王朝中国以外，还有文化中国在。所以，天下兴亡时，是王朝中国亡，而文化中国以历史为根据，岂能亡。
     守住文化根以史，发扬民族魂以诗，大唐江山，以诗发扬之，诗兴而国兴矣。故行科举以诗赋取士，以诗人治国，那是王朝之事。以诗性化胡族，形成新兴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兴起唐诗江山，是文化使命。
     在唐诗的江山——四万多首唐诗里，唐民族被称之为“汉家”。在唐人边塞诗里，“汉家”属于文化中国。唐人的“汉家”，早已跨越朝代，符号化了，并充满意义。
     汉朝，就指那个朝代。而“汉家”，却令人浮想联翩，其意义，如地热喷泉，使词语沸腾，“汉家战士三十万”，都是“好汉”! “汉家”，出现于唐诗江山，被大而化之，成了唐民族的标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扬了汉民族的主体性，使汉家从一代王朝上升为民族代表。
     对于“汉家”认同，五胡早就开始了，乱华的始作俑者刘渊，就打了“汉家”旗号，立国号“汉”，改姓“刘”，自称冒顿之裔，“汉氏之甥”，与汉家“约为兄弟”，其取晋而代之，是“兄亡弟绍”，而且推崇刘备，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汉宗庙以从民望”。
     而北魏的汉化，就更为彻底了，先是崔浩从“整齐人伦，分明姓族”出发，提出鲜卑拓跋氏系李陵一族，并因此而招来杀身灭族之祸，南朝沈约则将拓跋氏写入《宋书·索虏传》中：“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留辫发为“索头”，人称“索虏”。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做汉人，从这一时期及此后传世的北朝壁画、雕塑来看，鲜卑人头上的辫子都已经看不到了。
     可拓跋氏还是拒绝了以李陵为先祖，而改姓为“元”。鲜卑人以“元”为姓氏，后来蒙古人以“元”为国号，都取《易》曰“大哉乾元”。
    
    

李陵的历史价值，被南朝士人用来推动文化中国进展。正是在这一时期，李陵的诗，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诗坛，被萧统择入《文选》，钟嵘《诗品》列在上品第一人，评价他的诗出身名门，源于《楚辞》，文多凄怆。李陵本为一代名将，命运又很悲凉，以此文化包装，矗立起悲剧诗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