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等来的书

2005年5月，张典婉第一次见到了在那场海难中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叶伦明老先生。一天她接到从台湾新竹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叔叔是“太平轮”的幸存者，还活着。她马上赴香港与这位叫叶伦明的老人会面。他们相约在铜锣湾地铁站旁边汇丰银行的ATM那里，“我原想着能够逃过那场浩劫的，应该是位身体很壮的人。哪里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位干干瘦瘦的老先生。” 叶伦明老人身材不高，背了一个双肩背包，精神抖擞，“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调查这个海难这么长时间，知道当时死了一千多人，突然看到一位老先生是幸存者，而且如此健康，觉得不可想象。”张典婉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当年死里逃生后，叶伦明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可是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阻隔，他便失去了与妻子的所有联系。1980年，他离开内地到香港生活，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在他“失踪”后的第二年即已改嫁。叶伦明从此不再赴台，终生再未娶。他的太太跟后来的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但她不愿叶家无后，在给第一个孩子登记时，父亲一栏，写的是“叶伦明”。叶伦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30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马拉松老人”。

当然，在采访和探寻的过程中，张典婉也经历过无数的困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联络时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还有人讲到逝去的亲人，便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有一次，她已经同一家被采访者相约，并飞到美国洛杉矶，到最后那一家人失踪，不接电话。更有甚者问她：你是哪个党派来卧底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写这些故事是什么目的?

2010年5月25日太平轮海难海祭仪式，叶伦明、王兆兰两位生还者第一次见面

即使遭遇了这些，她却非常理解，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她写道：“多年来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最残忍的是，每一次采访如同在受访者的伤口上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还是坚持了下来，她说：“《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同时，书中也写了无数个等待的故事：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大哥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幸运的是，她先后采访到了三位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

一个时代的命运

《太平轮一九四九》曾先后遭遇九家出版社拒绝。有人隐晦地拒绝：“我们没有这样的书系，不出两岸历史的书。”有人则直截了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也有人把《太平轮一九四九》视为“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商周集团是台湾主要中文杂志及书刊出版商，旗下拥有五十多家杂志。看过书稿一个礼拜后，他们主动联系张典婉，说：“我们签约吧。”“他们觉得这本书可以抚平很多人的伤痛，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很多家庭都有伤痛的记忆。”张典婉说。

商周集团为《太平轮一九四九》办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发布会。他们包下了两层楼的老建筑“小白宫”——原美国“大使馆”所在地，采用舞台布景的方式布置了一个“流离”的现场：旧式旗袍放在一只木箱上面，一朵百合躺在旗袍上，男人的大衣和帽子挂在旁边的衣架上，现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舞台上布满白色的花。学戏剧出身的张典婉，提出把书里部分老照片制作成展板放到舞台上。“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氛围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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