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逐渐壮大，日本侵略者感到芒刺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随即改变战略，对正面的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制压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对八路军等敌后武装力量实施“治安作战”。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日军加大“扫荡”力度，使用兵力超过50万，进攻手段经常翻新。
     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武装难免遭遇有些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在抗战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被日军包围后旋即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始终与优势日军作战的人民军队，却在突围作战方面颇有心得，加之长期残酷的斗争现实，更使敌后武装磨练出一套突出重围的看家本领，屡屡创下成功脱险的精彩之作。
     沉着冷静 有备无患
     抗战期间，敌后武装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明确要求：“(各级指挥部)应经常进行备战的组织工作，……平时即假想各种敌情，看好各方地形，预定使用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战法，并进行演习。”对于部队宿营地的选择和警备，新四军名将粟裕在《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中专门提到：“进入营舍前，应首先断绝营区四周的交通，封锁消息，选择营舍，以便于应战、便于出入的独立砖瓦房为宜。……在敌情紧张时，应特别加强警戒，派遣化装侦察，设置潜伏哨。”他还指出：“游击队处在敌人后方，随时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应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1942年5月，日军在华北发起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冀中军区第22团分散行动，其中团部带着两个连转移到群众基础好、有地道作为依托的宋庄。6月8日夜，八路军一到宋庄，就着手修筑工事，不仅把路口堵死，把每个院落打通，还迅速从村里到村外筑起三道工事，把这里变成处处相连、火力交叉的防御堡垒，第22团首长还提出“多挖一锄头，少挨一块炸弹皮”的口号。9日晨，工事修筑完毕，八路军干部实地勘察，布置应急的战斗方案，以防日军突袭。没想到布置刚一完毕，警戒哨就传来消息：“村东北发现日军骑兵。” 此时是6月9日晨7时30分。战后了解，该部日军是由第26师团参谋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以及护卫步骑兵，人数有300多人。双方交火后，八路军依托既有工事，予敌重大杀伤，此后周围的日伪军大量增援，攻打宋庄的兵力增至2500余人。八路军与敌逐屋争夺，激战16小时，终于拖到晚上日军停止进攻。午夜时分，八路军分路突围而去。此战歼敌400余人，八路军仅伤亡70余人，这正是战备意识强带来的好处。
     1943年10月19日清晨，八路军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第20团和第772团一部在反“扫荡”转移途中经过团城村，由于部队太过疲劳，指挥员周希汉决定就地宿营两小时，但要求“战士不能解背包，还要放好哨，东南两个山头要放小哨”。周希汉特别要求，在村东和村南三华里处各设一个紧急集合点，一旦有事，部队先到村东第一个集合点集合。随后，周希汉命令第772团第2连连长陈家贵在村西山头制高点布置一个排，并要求该连不能休息，作为机动部队。这些布置果然收到效果，团城村附近据点的日军寻迹包抄上来，没想到被八路军哨兵发现，不得不提早转入强攻，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的八路军抢占制高点，遏制住日军攻势，坚持到夜间成功突围离去。一般情况下，突围部队在兵力、火力甚至天候、地形等作战要素上都处于弱势，仅靠官兵自发的求生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孙子兵法》强调“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意思是突围不仅需要“战”的勇气，还需要“谋”的水平，二者缺一不可。我敌后武装在突围时的谋略往往极为精妙，达到孙子所说的“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的程度，日军包围部队往往在我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诸多计策中疲于奔命，最后露出破绽。
     1941年11月5日，日军三万余人向沂南县留田村杀来，企图消灭山东八路军指挥机关。当天早上，留田周围均出现敌情，八路军第115师特务营在外围与日军激战，情况十分危急。15时许，山东八路军领导人罗荣桓决定从留田向南突围，这一决定令大家感到吃惊，要知道南面是日占区，敌人肯定有重兵截击。但罗荣桓指出，留田西面和东面都有密如蛛网的公路，日军早已布下“口袋”，同时日军主力正从北面压过来，倒是南面虽为日占区，但日军忙于围攻根据地，后方必定空虚，况且八路军主动打进日占区，肯定会让敌人猝不及防，迅速盘活战局。下定战斗决心后，罗荣桓命令部队做好突围准备，要求战士一律上刺刀，压满子弹，同时宣布严格的行动纪律，任何人不得自由行动，在突出合围圈之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当晚，数千名八路军战士利用敌人防区间隙，跋山涉水，巧妙地穿过三道日军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跳出包围圈，随行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将其赞誉为“无声的战斗”，称留田突围的指挥艺术“近乎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