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回到法国,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就交给两国外交部来办理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了专门的官员负责此事。当时中国指定的是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出面和法国方面的代表接触。 经过磋商,中法两国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 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撤销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员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 针对富尔的谬论,中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也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中国政府这个声明发表后,法国政府没有再提出新的说法,富尔也变得沉默起来,因为他发现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不是一个有建设意义的策略。 戴高乐访华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戴高乐对中国一直神往不已,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怀有很深的敬意,在他生前,多次流露想来中国访问的愿望。中国方面也非常欢迎他访华。他的访华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的是戴高乐作为一代伟人,他有着异乎常人的自尊心,不愿先来华,而希望中国领导人先迈出第一步,率先访问法国,以免给人留下屈尊就驾的印象。可是,在当时,中国也有一条类似的原则,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进行互访,必须“他先我后”。 1964年8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对我国驻印尼代办说,戴高乐最近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他想去中国访问,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10月,西哈努克亲王向陈毅副总理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 12月,富尔向我国驻法大使黄镇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1966年2月17日,法国外交部亚欧司司长马纳克向我方表示,欢迎周总理访法,同时欢迎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时顺道访问法国。 5月16日,戴高乐接见黄镇大使时又亲自重申邀请周总理访法。法国此举除了要求法中应在政治上保持经常、密切的往来以加强彼此的关系外,另一个羞怯的意图其实也很明白,戴高乐总统是想先让周总理访法,以便他下一年访问柬埔寨和日本时顺便回访中国。 6月22日,黄镇大使对法国蓬皮杜总理说,周总理表示愿意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该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恩来认为,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蓬皮杜总理说,如周总理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华,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建立区城”和“改革参议院”两项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而不得不宣布辞职,从此退出政坛,隐居科龙贝教堂,潜心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不再和公众见面。戴高乐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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