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军校,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回答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现在,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陈梦云是旧军阀的军官,当时对与旧军阀有联系的人,党组织接纳时是很谨慎的。对此,陈毅表示理解。他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也没解决了胡兰畦的入党问题。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是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包括陈毅爱吃的回锅肉,为他饯行,还请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在筵席上,4个朋友无话不谈,但谈得最多还是政局。陈梦云问陈毅:“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毅表示:“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 范英士带着一丝疑虑问陈毅:“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陈毅信心很足:“接受了教训,会成功。”一直静静地倾听的胡兰畦问陈毅:“什么教训?”陈毅说:“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胡兰畦笑着说:“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胡兰畦后来一直记着陈毅的话:“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她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出江西省。是年,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在德国的峥嵘岁月,曾坐过纳粹的监狱。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组织。经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一道回国。

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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