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由于玛丽亚·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得以暂留德国。

高尔基赞扬胡兰畦:“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来得法国。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肖三给胡兰畦来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应邀出席。

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强烈谴责了蒋介石,说:“让我们大声疾呼,谴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叛徒的罪恶。”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座的莫洛托夫说:“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讲完话后,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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