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奕訢与倭仁争论过后，一些人仍在背后攻击奕訢“以夷变夏”(夏即华夏、中国)，骂他是“鬼子”、“鬼子六”、“六洋鬼子”(奕訢在兄弟中排行第六)，骂他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鬼使”。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受封恭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咸丰任命他为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1861年咸丰帝去世，他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受命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理衙门)。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旋在许多大臣请求下，复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

奕訢在奉命议和，办理外交时，即深感要办理好外交，必须先了解外国情况，而要了解外国情况，必须先熟悉其语言文字，1862年奏请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招收15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生限于八旗子弟，并未遇到阻力。奕訢还主张自强，学习西方，大力支持李鸿章等人办理洋务，赶上或超过洋人，最后达到雪耻的目的。

商办开设天文、算学馆

看到洋人制造机器、枪械、轮船、行军等，无一不与天文、算学有关，上海、浙江等地也在讲求仿造洋人的轮船等事，若是不从根本上下工夫，即使学些皮毛，也无益于实用。于是在1866年12月，奕訢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秀才，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

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指出，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即洋人)为师，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奕訢没有退缩，1867年1月又上一折，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人。朝廷又予批准。

这一来，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引起京师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折说：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借升官、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这无异于是说奕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国家引向歧途。此折虽“为一时推重”，不过他人微言轻，朝廷没有理会。

倭仁披挂上阵

过了半个月，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官，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咸丰皇帝在世时，因其只会说教，不会办事，把他视为“迂儒”，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故意用违其才，将其投置闲散之地。慈禧执政以后，才把他召回北京，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其教授同治皇帝读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他在慈禧与奕訢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慈禧一边，又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

他上奏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学技艺，“又奉夷人为师”，即使学成，也不能起衰振弱。何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而且夷人是我们的仇敌，咸丰十年(1860)，他们称兵犯顺，侵犯我京师，震惊我宗社，焚毁圆明园，杀害我臣民，这是“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科举出身的人都是国家培养的有用人才，若使他们“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更盛，数年以后，就要把中国人都驱赶到夷人那边去了。

倭仁的地位远远高于张盛藻，其奏折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张盛藻。他不仅道貌岸然地大讲“尚礼义”、“在人心”一类治国的大话、空话，拿不出一点民富国强的实际有效措施，上纲上线，给对方扣上一顶忘记帝国主义侵略“仇耻”的政治大帽子，将奕訢的招生方案彻底推翻，奏请停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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