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将薪釜喻初襟，举世凭谁证此心”，叶嘉莹为《双照楼诗词稿》作序时称，汪精卫在诗词中所表现的，和在生活中所实践的，是他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所谓“精卫情结”，如汪氏《被逮口占》所云：“啣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也就是《革命之决心》等自白书中反复提及的“以身为薪”之勇气。1944年胡适得知汪精卫死讯后，在日记中感叹：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

三、银锭桥还是甘水桥?

庚戌炸弹案的发生地，向多传为银锭桥。张江裁辑《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亦采此说，故邀人绘“银锭桥话往图”，欲纂《北京银锭桥史志》，意在表彰银锭桥作为“政治史迹”之重要性，藉此宣传时任伪国府主席之汪精卫的革命英雄形象。

然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汪兆铭炸载沣”一章，则谓黄复生、喻云纪二人安置炸药的地点：

初觅得鼓楼大街，因值修筑马路，不果。改觅烟袋斜街，以无铺保，亦不果。乃定于甘水桥。此地在什刹海之旁，三面环海，仅一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与鼓楼大街、烟袋斜街，均为载沣早朝必经之道也。

甘水桥之说，乃根据庚戌炸弹案当事人黄复生的自述。汪、黄等人先后潜入北京，经营的暗杀机关为“守真照相馆”。照相馆于庚戌元旦开张，选址在宣武门外琉璃厂东口火神庙西夹道。当时摄政王上朝途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短墙，黄复生等计划伺其通过时，将贮有炸药之大铁罐由短墙投下。这一方案因鼓楼大街改筑马路而未能实现。随后得知载沣上朝路线必取道烟袋斜街，又以租屋不得作罢。黄复生自称，经多方调查，最后择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其出入必由之地。甘水桥北有阴沟一道，可于桥下埋放炸弹，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雷管引爆炸弹。

载沣剧照

庚戌炸弹案之导源地，究竟是银锭桥，还是甘水桥?张江裁曾当面询问汪精卫，然汪氏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漫应曰，银锭桥而已。这并未打消张氏之疑虑，1943年3月2日他向老友刘振卿去信求助。刘氏平素究心北京风土，常在《实报》、《北平晨报》上发表掌故文章，考订清代遗闻轶事。张江裁信中称其虽久居北京，于北城地理不甚熟习，不知甘水桥在北城何处。与银锭桥相隔若干里。

刘振卿回信说，甘水桥在鼓楼西大街，而银锭桥在后海东部，一溜胡同西口外，官房口东口外。破此疑案之关键是摄政王入朝路线，因扈从隆盛，为警戒方便起见，乃出府东行，自鼓楼西大街东口向南，直入地安门。绝不可能出府沿后海北岸至银锭桥东，自一溜胡同出至大街，因一溜胡同宽不足四尺。又不可能过银锭桥西南行，自什刹海经皇城根入地安门。

刘振卿据摄政王上朝路线及什刹海周边地形推断，银锭桥未必与庚戌炸弹案有关。但令其不解的是，事实上北京人莫不知破案地点在银锭桥，晚清以降各家笔记、传说亦在银锭桥。另一种可能性是炸弹确实埋在银锭桥下，因当时汪精卫等人并未调查清楚摄政王上朝是否路经此桥。刘氏虽熟知京城风土及晚清掌故，但三十年来不曾撰文谈庚戌炸弹案，乃是觉得以“银锭桥”三字冠名此案不妥，因其离警戒路线太远。要探明此事，也很简单，刘振卿给张江裁支招说，只需请示当事人，当时之桥是大是小，是高是平?若大而平，便是甘水桥。若小而高，则为银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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