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摄政王上朝路线为证

无奈汪精卫似乎对此记忆模糊，张江裁只能写信恳请刘振卿代询老北京人。对甘水桥之说，他的疑点是：一、甘水桥是否为摄政王入朝必经之路?二、有关甘水桥之历史。三、掩埋炸弹的地点，除银锭桥、甘水桥外，当日报纸上还有种说法是埋于内城鸦儿胡同小石桥下，此桥是否也在摄政王府左右?四、摄政王府究竟在银锭桥附近，还是在甘水桥旁?

对张氏上述疑点，刘振卿复信解释道：甘水桥为摄政王上下朝必经之路，此桥无历史可言，为后海行人小桥之一。据刘氏所述，甘水桥下之沟，为半明半暗。桥北端为暗沟，直通鼓楼西大街;桥南端为明沟，自此南行十几步，鸦儿胡同西口外有一无名小桥，俗称“甘水桥小桥”，桥下即为埋炸弹之所。摄政王府在甘水桥西，甘水桥在王府东墙外，小桥则在王府东南角。

在张江裁提议下，刘振卿撰文详述摄政王上下朝路线及警戒情形，刊于1943年3月18日《实报》“畅观”栏。据其考证，摄政王之白色双马四轮轿车，每日上下朝有一定的路线：出府门向东，自马圈栅门前，经小桥向北，过甘水桥至鼓楼西大街东行，经鼓楼前大街，向南直入地安门。下朝时，有时走捷径，进烟袋斜街，经鸦儿胡同，过甘水桥迤南之小桥回府。汪精卫谋炸摄政王，埋炸弹之处即在此无名小桥下。而银锭桥远在官房口及一溜河沿，与庚戌炸弹案无关。按刘氏考证，摄政王上下朝无论如何走法，均距银锭桥甚远。且就桥的外形来看，银锭桥窄而高，摄政王之双马四轮大轿车，怎能冒险走罗锅式之穹形桥?

刘振卿《甘水桥炸弹案》一文在《实报》上登出后，无人响应。其抱怨说，或许是因为新掌故家不屑为此陈谷烂芝麻费脑力，而当时之亲贵也无暇与穷酸文人打交道，故只有一个张次溪在南京瞎嚷，一个刘振卿在北京瞎喊而已。但张江裁以为“庚戌一案，实关民国奠基，事隔三十年，已传闻异词，即今不考，后将何据”。随即将其与刘振卿之来往书信编排汇印，题作“庚戌桥下案质疑”，刊发于汪伪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政治月刊》上，后收入该氏所编之“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改名为《北京庚戌桥史考》。

五、混入史迹中的政治尘埃

为何晚清以降，庚戌炸弹案一直被冠以“银锭桥”之名，连当事人汪精卫也索性将错就错，不愿出面澄清这一美丽的误解?据张江裁分析，还是“银锭观山”的美誉暗中成就了其作为“政治史迹”的传闻：

银锭桥所以被人误认庚戌一案导源地，虽缘近人笔记、父老传说，有银锭桥之语为修史者所据，但桥素负清幽盛誉，清季骚人墨客，相率结游其地，更藉诗咏以彰其美，名遂冠环十刹海诸桥之上。庚戌炸弹案后，诸家新闻记此役事，又大抵着眼事因与经过情形，固不遑考其发生之地果为何桥，致令银锭桥饱掠时誉，亦因其往迹殊景为人所向往而不疑之故。

汪精卫题词的《古今》杂志

刘振卿做翻案文章，以摄政王上朝路线为证，指出银锭桥为什刹海后海之水流入前海之门户，然摄政王府在后海北沿，去此桥甚远，故“银锭桥案”应正名为“甘水桥案”。甘水桥之名不彰，因其无银锭桥有历史兼处地之佳。

刘振卿信中提议将汪精卫等人埋放炸弹之无名小桥，命名为“精卫桥”或“庚戌桥”、“双照桥”。张江裁于此处加按语称：“已托周知堂先生代订并撰文镌石，以垂永久。”周知堂即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题字作序之周作人。然当《庚戌桥下案质疑》一文更名为《北京庚戌桥史考》，收入“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时，张氏按语易为：“此无名小桥，改名曰庚戌桥。已请闽县李释堪先生撰文镌石，以垂永久。”张江裁邀李释堪所撰之文，即1943年发表于《古今》上的《庚戌桥记》;又名《北京庚戌桥记》，同时刊载于汪精卫支持的词学杂志《同声》月刊上。

1943年4月4日张江裁上书伪北京市政府，请将甘水桥小石桥易名为“庚戌桥”。呈文曰：

监察院简任秘书张江裁呈为标定地名以存史迹而重名贤事。案北京地安门外清摄政王府附近小桥，名甘水桥小石桥者，实为今国府主席汪公精卫于宣统庚戌发难举义谋炸权要以告国人惊天破地之处。吾中国历史地理上，所当揭橥珍重之一大端也。豫让刺赵襄子伏于桥下，施全刺秦会之亦伏于桥下，彼二子往迹，皆以桥下著名。况此甘水一桥，有系于我民族史迹之重，迥非前二者之侔乎。今甘水桥小石桥应定名为庚戌桥，标定地名，以存史迹，使百世之下，闻风者得以兴起，实为公便。

张江裁试图借政府之力，将掌故学家的翻案文章铭刻为“政治史迹”以垂永久。由此呈文可见其考订庚戌桥案背后的政治企图。

从“银锭桥话往图记”到“庚戌桥史考”，张江裁与刘振卿合作之翻案文章，与其说是出于掌故学者的历史考据癖，不如说是为了迎合1940年代沦陷区的政治局势及他个人的出处选择，刻意凸显汪精卫作为革命志士、开国功臣的“英雄形象”，为汪伪政权寻求“中国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的凭据。作为革命史迹的“庚戌桥”，说明掌故学家打捞的历史风土中难免混入政治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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