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他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学，他是宋代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诗词书画加之散文，都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多还是那方面的巅峰代表。
    从政治上来说，苏轼是一个想要有所成就，且关爱百姓的官员。但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过于执着，导致他很多时候的想法都会存在着偏见，以至于他的仕途不顺。
    王安石与苏轼同处于一个时代，但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却比苏轼要高的多，他所提倡的王安石变法，至今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北宋政治历史不可轻视的一点。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如此重要的“王安石”变法，却是苏轼仕途的绊脚石。苏轼一生仕途的起伏，都皆与此次办法有关。
    苏轼第一次进士及第之后，任从八品陕西风翔府判官。担任了一些小职位后没有多久，他就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乡，暂时告别了官场。后来丁忧期满，他复职回京，一路上看见许多百姓因为王安石变法深受其痛，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待王安石的变法都采取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
    苏轼关爱百姓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也许不知道一场变法，本来就是将那些腐朽发脓的伤处割开，然后挖掉里面已经腐烂的肉，这样才能让伤口彻底的好起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限性，他从复职开始，一直到政治生涯的结束，都对新政持反对态度。
    
    苏轼是一个豁达之人，在因为反对新政，而遭到新政一派的诬陷贬谪之后，他虽然因为被贬谪而郁闷，但是一直都用自己的内心来排解。他醉心山水，求得心灵上的平静。
    历史上的评价，多见于苏东坡于文学和艺术方面，如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又如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再如：“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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