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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刘晔更加谨小慎微，虽然尚没有达到“多磕头，少说话”的地步，却也逐渐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两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群臣讨论要讨伐西蜀的时候，“朝臣内外皆曰不可”，可是刘晔却“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可惜，这棵墙头草并没做多久就露了馅儿。因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议最坚”的中领军杨暨，也是明帝的亲臣，同时他又十分看重刘晔，“每从内出，辄过晔”，刘晔就和他讲开了不该征伐的意见。结果有一次，杨暨又说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说了一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搬出了刘晔做为自己的挡箭牌：“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结果召来刘晔对质，他却以“终不言”的态度玩起了沉默。事后，在单独见面时，他又对明帝及杨暨分别提出了看似义正严辞的批评。对明帝说的是：“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脒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而对杨暨说的则是：“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结果是“帝谢之”，“暨亦谢之”——他在两面都捞了好。而且，他这种两面讨好两面都不得罪的伎俩还不是偶然一用，史载“(刘)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正可见这种事儿他是常干的。  可是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吗?偶一为之还没有什么，时间一长，就有人对他的做派提出了质疑，并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报告，认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曹睿照样子一试，刘晔果然中计，结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于是从此疏远了他。最后，刘晔只能落得个“遂发狂……以忧死”的下场，只留下满腹的遗憾。 对此，《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评论是“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是将刘晔看作了一个“巧诈”之人。其实，傅玄的观点还是略嫌“正统”了些，今天看来还是多少有些偏颇。试想，以刘晔的“明智权计”，他何尝不愿意“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实上又如何能够做到呢?多少年来，他周旋在曹家祖孙三代周围，非但没有获罪，而且还在“出身有问题”的背景下将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为曹很集团中的“红人”，又岂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也许正是他多年来奉行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做人原则，所以才使这一性格在他晚年时候达到了极致，并且使他终于没能善始善终，真真叫人为之扼腕叹息。 只不过因为一个“出身问题”，以刘晔那样的绝顶聪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贤”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运，更何况非其人，非其时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