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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拜相 纵观据关守河的失败，不能说与乔行简及其盟友的反对与史嵩之等人的不作为、不合作全然没有关系。 在整个入洛之役中宋军将帅违旨的确成风!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似乎完全在听从史嵩之的指挥!关键时丞相郑清之让他出兵支援入洛之师，赵彦呐就是不听从。端平二年，蒙古兵自凤州进至西川之西池谷向沔州进军。制置使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当时的沔州知州高稼认为守沔蜀存，弃沔蜀亡，坚决反对退守大安，他对赵彦呐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能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赵彦呐说：“这也是我的想法。”表示愿与高稼一起守沔州。谁知，到临战时，赵彦呐早就撤兵逃走，高稼只得独自守沔州，蒙古兵骑四边围集过来，高稼英勇就义。后来赵彦呐死了，史嵩之马上就收养了他的儿子。史嵩之与郑清之总是相悖。清之惩治了贪污、弃城的郑损，嘉熙四年，史嵩之为相即上奏，想恢复郑损的原来官位。表现在两人观点的截然不同。后因直舍人院程公许上奏说：“损撤关外五州重屯，移之内郡，则丁西蜀祸，损实为之。使损官可复，不知千亿万之赤子死者可复生乎!”乃使理宗下诏收回成命。前汉川路运判吴申上奏谈川蜀地区的事，理宗感慨而痛心地说：“蜀从前亦委寄非人。”吴申说：“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忌忠勇而不救，赵彦呐也。” 人们惯以成败论英雄，郑清之不但因此遭受了最严厉的打击，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南宋的窘境和灭亡不在于是否据关守河，而在于据关守河未能成功，“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军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诏不来崔与之，于是在乔行简同盟的推动下，理宗就以乔行简为相。这时的理宗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他派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去前线督战，史嵩之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并力主和议。遭到大臣李宗勉的批评，他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史嵩之力主和议，起居舍人袁甫说：“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瞭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说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说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监察御史王遂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刚回来，就遇到蒙古派将军忒木觫进攻江陵，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在黄州，即遣人给孟珙下达增援江陵的命令。孟珙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回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来显示宋军声势浩大。然如果，率领军队出战，连破了蒙古军二十四阵，夺还了被俘的二万人口，江陵之围就这样解住了。这里不可否认有史嵩之的功劳，因此嘉熙元年史嵩之进华文阁学士。 第二年，蒙古东路军的一支自光州(河南潢川)下复州(湖北沔阳)，又转而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的守臣都弃城逃走了。史嵩之便下檄文让孟珙从江陵前来增援，孟珙率军来救，又把温不花击退。孟珙智勇善战，连胜两仗，使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一时朝野振奋。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他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宋廷就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令他恢复郢州、荆门，以便巩固江陵的北面屏障。嘉熙三年三月，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史嵩之则被理宗擢为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开府鄂州，成为大宋全线的最高统帅。 这些仗虽然是孟珙率军打的，但史嵩之总指挥，功劳自然少不了他的一份。不过史嵩之立主和议未改初衷。这年九月，蒙军又以和议未能达成，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动用了八十万大军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馀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馀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拜的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作为最高统帅的史嵩之又一次得到了理宗的奖誉。 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史嵩之本主议和，自然更能吃透理宗的意图，竭力附和议和。右司谏曹豳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但理宗与史嵩之观点一致，就派遣通好使，去与蒙军谈和。 这些年襄阳一直是南宋朝廷最关注的地方，史嵩之的大小作为，不但在众大臣的视野中，也有理宗的视野中，一方面是史嵩之在襄阳有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反对史嵩之的大臣们连续不断的上奏，把史嵩之炒得火热，这些都在为史嵩之进相位奠定基础。其实自从郑清之罢免后史嵩之就有意于相位了，他平时很少做诗，却有《中秋对月》中这样写道：“一片瑶光万里开，停杯追忆谪仙才。寻常明月不易见，如此中秋能几来?零落故人非白社，登临何地不瑶台。欲招黄鹤临风去，为问霓裳安在哉?”史嵩之企望史氏能重新得到宠爱，更企望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 嘉熙四年三月，史嵩之被皇上召回临安，拜右丞相，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实现了他多年振兴史氏的愿望。他《宴琼林苑》诗中说：“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 史嵩之大权在握，为了筹画前哨江防，他迫令征集渔舟。当时有一叫康植的大臣出来反对说：“令征渔舟，渔民无以为生，万万不可。”史嵩之劾奏将他贬为江陵酒官。 嘉熙行政，最终形成了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格局。当是人们的评价是：“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 淳祐元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史嵩之进《玉斧箴》，又挤掉了乔行简，独自柄国。 大臣高斯得上奏，请求择才与史嵩之并相，史嵩之很恼怒，就指使他的党羽说高斯得叔父兄子不可以同在朝，于是高斯得就通判绍兴。 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一书写成，史嵩之企图改掉高斯得所草的《甯宗卷》中对于济王的评论，高斯得竭力辩护，然而书己被更改了，李心传只好将高斯得所草的藏起来，并写上：前史官高某撰。史嵩之就将《四朝帝纪》进献，同时又进献了《孝宗经武要略》、《甯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等，史嵩之升金紫光禄大夫，封永国公。 当时史嵩之在相位正十分过瘾，他在《雪后》诗中这样写：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檐如下雨，枯涧忽鸣渊。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 史嵩之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的事业构成阻力，就会果断行事，不惜一切去加以除去。淮西制置使杜杲虽然在解庐州之围时为史嵩之争了荣誉，但由于杜杲上奏表示和谈只是蒙古的诡计，曾令史嵩之十分难堪，因此杜杲成了史嵩之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他指使台谏弹劾杜杲，杜杲遂被夺去兵权，无意仕途，终老田园。史嵩之入相时，曾召师雍(史弥远弟子，但不与史弥远合作)审察，并秘密示意主动与他改善关系，然而师雍不领情;史嵩之迁师雍到粮料院任职，并说：“粮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还是不领情。嵩之独相后，博士刘应起首先上奏论史嵩之的过失，理宗被说动了，想驱逐史嵩之。因为师雍与刘应起友好，所以史嵩之怀疑是师雍在中间作梗，就指使御史梅杞攻击师雍，朝廷就差师雍知兴化军，不久又改知邵武军。富阳人道士孙守荣，号富春子。曾遇到异人，异人授他一支铁笛，他常常吹着笛在市中行走。后修道有成，能预测遥视。一次他去拜谒丞相史嵩之，门卫谎称史嵩之午休，不让他进去。孙守荣当即指出史嵩之正在园池钓鱼，怎么说是在午休呢。门卫非常吃惊，便入报史嵩之，史嵩之因而会见了孙守荣。史嵩之颇喜欢孙守荣的言谈举止和仙道风雅;孙守荣则坦陈己见，发生在史嵩之身上的许多事都被他一一说中了，史嵩之不舒服，终于将他贬死在远郡。 史嵩之统治“专”，因而招来广泛的不满，而且在很多大臣眼里史嵩之独相期间也并无什麼实绩，却自恃边功，骄狂日盛。於是许多老臣都来劝谏，有的甚至冒著生命危险。虞复上表《爱养根本之说》，极力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也被降职任都郎官。李昴英就写了一篇《论史丞相疏》上奏皇帝，揭露史嵩之。一开始，皇帝没有理会，李昴英表示“一身祸福所不暇计”，屡屡痛陈史嵩之，直至皇帝迫于舆论的压力要罢免史嵩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