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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忧离职 淳祐四年九月，嵩之的父亲病故，但他却贪恋权位(应当说他的确还想有一番作为)，不肯守孝，竟援引战时特例：马光祖未卒哭，起为淮东总领，许堪未终丧制，起为镇江守臣。企图自我起复。结果自然引来了一片反对声，老家四明，当时流传著这样十七字说：“光祖做总领，许堪为守臣，丞相要复起援例。”临安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人都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他们对史嵩之的统治“专”愤愤不平，现在终於找到了宣洩不满的机会，於是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波，而且这场风波越闹越大。 而理宗呢，则在排除万难，努力起用史嵩之，这里可能有感激史弥远的因素，但更多的自然是史嵩之非凡才能的因素。平心而论起复史嵩之出于理宗的内心，他与徐元杰有一段私下对白：上问：“史嵩之起复如何?”奏云：“陛下以为如何?”上曰：“从权尔。”奏云：“此命出於陛下之心乎?出於大臣之心乎?”上曰：“出於朕意，朕以国家多事，用祖宗典故起之。三学生上书，卿曾见否?”奏云：“闻有此书，尚未之见。”上曰：“人言太甚。”上曰：“朕自当优容之，但边事亦罕有熟者，史嵩之久在边间，是以起复。”这段对白说明了一切，理宗需要史嵩之，边间需要史嵩之，也充分说明史嵩之当初选择襄阳为官是何等的聪明。  可惜当时的人文环境都不利于史嵩之，史嵩之太缺乏人缘了。朝中反对他的大臣借此起复发起的一场攻讦运动，其规模之大、语言之激烈都是宋代历史上罕见的。最终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都站出来指责他。 璟卿书谏说：“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颦奴仆而得之乎?徒闻包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匮于应办，辇金帛，挽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汤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盍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莸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駸駸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看来史嵩之当国，的确深深地得罪了公论，但归根结蒂是因为史氏已有史弥远一个在位二十六年，人们不愿意再让史氏长期任相了。 其实大臣们一直都在极力阻挠史嵩之的每一次升迁，继之又极力驱逐嵩之出朝，再继之又屡次瓦解理宗起复嵩之的努力。为阻止史嵩之进用，他们想尽办法消解史嵩之的功勋与声誉，史嵩之除刑部尚书，洪谘夔就不草诏而去。吴昌裔上奏说：史嵩之原本就不学无术，凭藉其叔父弥远之声势，升上来的。吴泳也见皇上论奏史嵩之为人，说：只有陛下与二三大臣说他有才能，能办事，而天下之人都说他轻嚣寡谋，希望陛下特赐睿断，罢免史嵩之刑部尚书一职。 从嘉熙四年至淳祐四年，史嵩之为相期间，与他共政的先后有十名执政，但他们大都无权力，即使是始终与史嵩之共政范钟也如此，所以称史嵩之专权。 不过嵩之相业，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史嵩之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贤相”。这一点还可从别人对他的攻击中反映出来：今(淳祐初)任用混肴，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其(史嵩之)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可见在史嵩之领导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这显然有利於克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嵩之执政时，废十六界，行十七界，以二准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仅值铜钱五十文，十八界值二百五十文，从嘉熙四年至景定五年，二十五年中，百姓颇为安顿。他还采用专卖政策，增收财富，拨赴边州。他任职期间边防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特别是余玠在四川实行的山城防御计画以及孟珙对襄樊的建设，这些都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嵩之不但具有许多优良品质，而且才能非凡而功勋显赫。史嵩之为相，范钟辅佐。称范钟“清德雅量”，应当说合作还是和谐的。 但很多人都不这麼看，《宋史》论曰：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显示人们是因否定史弥远而完全否定史嵩之，而这种否定是先验的，不管史嵩之怎麼努力，都不能熔化这些人心中的顽石。在大臣们的反对下，理宗最终放弃了复用史嵩之的打算。 淳祐四年，范钟进拜左丞相，杜范入拜右丞相。当时范钟身为首相，但实受制于杜范。 复出遇阻 杜范发布了一系列措施，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後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杜范又擢徐元杰为工部侍郎，一切政事都与他商议。徐元杰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有裨益。百姓都喁喁望治，谁料天不假年，老成凋谢，杜范竟暴病而亡，共计他在相位，不过八十日。还没有过一个月，一天徐元杰谒见了左丞相范钟，范钟留他在阁中吃罢午饭，下午归去，徐元杰忽然感觉腹内不舒服，到了黄昏，寒热交作，浑身不适，等到四鼓，竟然指爪爆裂，大叫几声而死。三学诸生听说此事，都说徐元杰是被人谋害而死的，他为抱不平，於是伏阙上书，说“历期以来，小人之倾陷君子，不过使之远谪，触冒烟瘴而死。今蛮烟瘴雨，不在岭南，转在朝廷，臣等实不胜惊骇”!理宗见了此书，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但此事毫无佐证，那里还有实供。哪里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 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身任因为得到乔行简的提拔，此时进升为同知枢密院事，但他不屑与史嵩之共事，就辞职回乡。理宗让去太监追回，并命令临安各城门的官员不得让杜范出城。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挽留杜范，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史嵩之。不过，理宗对史嵩之也的确十分倚重，大凡军国大事都一应交给宰相史嵩之处置。史嵩之久擅国柄，为了平息舆论，他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于是六次请求辞相，理宗果然不批准。但杜范一派的大臣却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驱遂史嵩之。户部侍郎刘汉弼就秘密上奏理宗说：“现在史嵩之既然多次请求辞职，就让他去为父守丧吧。皇上应当选择贤臣，早日笃定相位。”理宗狠下心来，采纳了汉弼的建议，同意史嵩之请辞。但不过几日，理宗发觉自己真的还离不了史嵩之这个助手。他又回心转意，准备重新起用史嵩之。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朝廷哗然失色。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徐元杰认为理宗这种做法是游戏国事、出尔反尔，於是“攻之甚力。”元杰轮对说：“臣前日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於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讦，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这一轮对，马上在朝野传诵开了，理宗也深知徐元杰忠良，常能从容论天下事。这时太学生们又纷纷上书坚决反对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史嵩之晾在了一边。不久，理宗夜里降御笔，黜出不才台谏，起复史嵩之的命令也就此落了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