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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干几年就走了，对当地事务本就不熟。而且本县本府人士要避嫌，不能在原籍任职，可小吏都是本地人，对家乡物事人情了如指掌。所以，地方上的事，县太爷或许是个“昏官”，小吏却异常“清醒”。 正是这种很不利于官员主政一方的状况，才造成了小吏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嚣张贪渎的一个整体形象。古代很多“公家事”，都坏在他们手上，而官员的名声，也会一不小心，被他们搞臭。  网络配图 《聊斋》上有一篇《梅女》，讲到一小偷，行窃于一户姓梅的人家，却被这家待字闺中的姑娘“梅女”抓了现行，并叫家人将小偷扭送县衙。可惜，县衙里负责治安的某“典史”收了小偷的贿赂，便反诬梅家小姐与那小偷有私情，此乃风流案，并非盗窃案。接着，还要将梅小姐羁押审问。梅小姐恐受侮辱，便悬梁自尽，以示清白。 聊斋上说的“典史”一职，本是不入流的小吏，到了清代，一度被提拔为级别最低的“朝廷命官”。蒲松龄笔下的这位典史，参加工作之前，乃当地一个泼皮无赖，是花钱买的这个典史之位，故此人与小吏亦无太大差异。 此典史作恶多端，在聊斋先生的如椽大笔之下，当然使其全家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只可惜，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小吏们几乎都是对上哄瞒“朝廷命官”，对下欺诈盘剥老百姓，又有几个会得到所谓的“报应”。 我们敬爱的包大人，也是因小吏捣鬼，才留下了一个污点，大大有损其一贯高大上的形象。其实，《梦溪笔谈》里的这位小吏，只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包大人审案的第一逻辑与法则，即同情弱者。 (责任编辑：admin) |